习近平的挑战
毛泽东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为管理不善，一家成功企业可以被彻底拖垮，相反，治理得当，企业可以凤凰涅槃。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古往今来，有太多的政权因人而兴废。英国可以因为右翼民粹政客成功玩弄民意而仓促脱离欧盟，美国总统在党派意识形态驱使下偶然委任几个保守派大法官就改变了维持几十年的堕胎权判例。这究竟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制度优势，还是有人是将头埋在沙里的鸵鸟，看不见人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干部队伍建设缺一不可。
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将成功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联系起来，深刻理解在改革的深水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建立有效互动的格局已经成为改革要攀越的崇山峻岭。“国家治理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是一般人对“硬”的理解，体现为制度、法律、规则的变革，属于政治路线范畴；“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将这样的路线、制度、政策落实的治理团队，是发展生产力，维护国家安全，为人民提供安稳和幸福生活的政治态度、制度认识、道德品性和执政能力，是一般人所谓“软”的方面，属于毛泽东所讲的干部因素。
大家或许还记得疫情最后阶段的上海，当基层干部遇上精致的上海居民，封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走样。为什么会深陷这种尴尬？政策或制度能否奏效绝对不是几份文件就能解决。执行的官员是否具备正确认识制度精神或落实政策的能力可以产生不同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不厌其烦地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方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说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中共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但大家最后记得的只有深圳，其它城市少有再提起曾是特区的历史，显然是因为深圳一骑绝尘。同一政策在四个南方城市却产生不同结果，很好说明特区政策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缺少了其他条件也无法成为成功的特区。今天的深圳不再拥有如此光鲜亮丽的品牌，不少城市都有了傲人的表现，因为特区政策不再是支撑发展的关键手段。这也解释了习近平不断提醒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原因。
不同时期的社会存在不同的矛盾，中国社会今天身处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是由之前定义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化而来。根据同一逻辑，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政策变化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步伐，但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能否成功不单纯依靠中央给予某个地方特殊政策，而必须以更根本、更全面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来支撑。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思想被锚定在“治国理政”，为什么他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共同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不少人质疑，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局，很可能反映国家治理体系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与不少身处一线治理团队的能力依然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体系与能力的失衡，不仅在社会治理层面制造了许多问题，激化改革必然面对的挑战，导致市场信心受损、社会风险放大，还消解了习近平的改革努力，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内部阻力。
为什么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不少人都知道习近平的反腐行动起到了重大震慑效果，但也改变了几十年来干部队伍的官场生态。在官场生态尚未有效重建之前，干部队伍对维持改革动能存在极大犹豫，以致“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现象越发普遍，对治理能力大打折扣，更不用说落实全面深化改革。
另一个原因是时间。任何一种新路线从提出到被干部队伍领会接受，继而转化为治理能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回顾“第五个现代化”提出以来十一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不仅范围广、力度大，具有国家重建性质，而且节奏特别紧张，进展特别迅速。在去产能、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刚开始，制约资本无序扩张就全面展开，房地产行业整顿应声而起，金融体系推进了机构层面的改革。在此过程中，还要应对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还要赶紧学习什么是新质生产力。过去十一年就是一项改革还未完成，另一项改革已经推出，官员们的认知更新与能力提升却是相对缓慢，需要时间与经验积累的过程。当官员们“自我革命”的速度赶不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速度，粗糙、偏激甚至被扭曲异化的行政行为必然发生。
以国际传播为例，何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PPP计算更是在2014年就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掌握着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但是在对外传播竞争力上，中国却仍然严重滞后，甚至在传播体系推出几番机构和组织改革，却仍然讲不好中国故事，甚至连“挨骂”的困境都迟迟无法扭转，相关人员应对国际传播环境的专业能力跟不上改革是无法回避的基础原因。
不过，产生落差更为关键的是干部队伍中滋生的官僚主义和政治惰性。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官“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等现象变得突出。一些官员丧失进取精神，干脆躺平，有些官员则为了所谓“保险”，不尊重司法判决，新官不理旧账，扭曲中央倡导的新型政商关系，和民营企业几乎“割袍断义”，遇事推脱敷衍，还有一些官员“宁左勿右”，层层加码，搞得天怒人怨，严重恶化中共的社会形象与威信，以至于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所以，在提升官员认知与能力的同时，应该重视如何改进全面深化改革各个领域的实施方法。这不是让改革慢下来“等待”慵懒或落伍的官员，改革绝不能停步，而是在只争朝夕的同时考虑到不同性质政策与相匹配干部队伍之间的实际状况，更有针对性地调剂不同地区不同干部的实况。既然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引领共同富裕；也可以让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人的治理能力先提升起来，作为其他地方的治理样板，然后引领治理能力的共同提升。当年深圳的成功和长三角经济治理的标杆作用就是案例。当我们不断宣传反腐成效时，或许也应该对表现突出的干部和成功展现治理能力的案例进行宣传，宣传时切记去除党八股式的套话，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为好的治理案例设计广为流传的话语形式。当年深圳就有无数脍炙人口的故事，它们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做了极大贡献。
曾引领上个时代改革的深圳今天就面临这种挑战。深圳当年的改革何其困难，从一穷二白中“杀出一条血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典范。但到了现在，当支持发展的动能从特殊政策转化为官员的治理能力，当开放不再属于特区专属，不少城市在治理能力上的表现已经走到深圳的前面，甚至给深圳带来启示，深圳亟需为重新承担全面深化改革的领航者角色而全面检讨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新形势。
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门用一个部分来部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其中强调，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直接抓住当前干部治理能力的最关键问题。
放眼历史，成功的改革少之又少，因为改革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要懂得在波谲云诡的内外形势中折冲樽俎。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官僚群体扭曲、异化了变法内容，而改革开放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干部队伍为之提供了有力支撑。全面深化改革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在于“全面”，更在于“深”，进入了深水区，会更艰难。这种新形势下的改革若想达到人民期待的目标，不仅需要更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路线问题，还需要一支更具现代治理能力、更有担当精神、更具魄力的干部队伍。如何锻造这支干部队伍，提升干部的治理能力，是习近平引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