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传统中国为何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在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摆脱的宿命。通常来说，每一个有追求的大一统王朝都会反思前朝覆亡的教训，但只要时间一久，必然渐不克终，免不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历史轮回。
1945年7月的“窑洞对”是现代中国对历史周期率的著名回答。当时，访问延安的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既深刻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成功防止苏东剧变的命运。过去10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起大规模反腐行动和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并将“自我革命”视作继毛泽东时代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之后第二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答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分析清楚传统中国为何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今天中国才能摆脱历史宿命，才有希望探索出一条长治久安、良政善治的新路。
自秦朝以来，传统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立起君主制和中央集权官僚制政体，绵延两千多年。其中，秦朝是秦始皇在祖宗上百年功业的基础上，“奋六世之余烈”而建立，本来幻想成就“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料竟然二世而亡。关于秦朝覆灭的原因有许多解释，其中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秦朝仁义不施、过于暴虐和骄奢，盘剥和欺压天下百姓，以至于官逼民反，引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继秦朝而起的是汉朝，又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本来经过汉武帝的大肆折腾与挥霍已有“亡秦之迹”，但所幸汉武帝晚年及时悔悟并临终托孤给霍光，才因为及时调整政策、休养生息，延缓王朝的寿命。然而，西汉后期的君主们大多昏庸、无能，难以有效掌控局面，任由政权危机积重难返，最终被迫让位给外戚王莽。东汉的灭亡是因为王朝后期统治集团的腐败、昏庸与内斗，轮流挟皇帝专权的外戚、宦官掏空了人民对政权最低限度的信任，是因为黄巾起义之后的地方军阀坐大。
晋朝是东汉之后重新让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但同样好景不长。西晋的灭亡是因为愚笨的晋惠帝根本掌控不了局面，造成大权旁落、内斗四起，最终八王之乱耗尽政权的有生力量，给了五胡乱华的可趁之机。东晋的开局本就弱势，严重受制于世家大族，后来被迫让位给因军功崛起的权臣刘裕。自此之后，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大臣只要积蓄足够强大的军政实力，便能控制朝廷，甚至重新建立一个新政权。
隋朝结束了晋朝之后的分裂，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一度创下开皇之治，但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骄奢、暴虐、喜欢瞎折腾，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引发农民大起义和天下大乱，让隋朝二世而亡。不可否认，隋炀帝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做了不少事情，但当时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苦不堪言。让中国走出隋末大混乱的唐朝是一个文治武功都成就斐然的朝代，有着后世闻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可惜的是，创下开元盛世与酿成安史之乱的皇帝竟都是唐玄宗。自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统治集团愈发腐败、无能，最终亡于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
宋朝建立之初便吸取唐朝教训，实行“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军事改革，有效防止了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乱象，但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困境。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有着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下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但都面临着王朝后期统治集团无能与军事能力贫弱的严重危机，最终都亡于外敌入侵。取代宋朝的元朝及其背后的蒙古帝国凭借强大的战争机器统治着广袤的土地，但后来元朝因为统治集团的腐败、昏庸和苛政，亡于农民起义的浪潮之中。
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宰相，独揽大权，采取严厉的反腐行动，但效果有限，后来的明朝官场依旧被严重的腐败所困扰。朱元璋固然废除宰相，但他的后代们普遍缺乏像他那样的精力和能力，不得不依靠内廷的宦官集团与外朝的文官集团相互牵制的统治模式。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建立政权的明朝，最终因统治集团令人发指的腐败、无能而失去人心，亡于农民起义。清朝在明朝强化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把君主权力推向极致，文武大臣都成了君主的奴才，但统治后期，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腐败、无能的朝廷无力掌控局面，只能任由汉人官僚和封疆大吏的势力坐大，最终在近代革命浪潮下亡于各地的起义与日渐坐大的北洋军阀。
综上所述，传统中国王朝的覆灭无外乎农民起义、权臣（外戚、宦官、大臣、将军）夺权、外敌入侵、地方割据、军阀坐大等因素。若往深层追问，北宋、南宋的覆灭固然与外敌入侵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但同样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有关，与宋朝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所采取的制衡武将的措施有关。
西晋看似亡于五胡乱华，但其实是亡于八王之乱，而之所以酿成八王之乱，又因为晋惠帝的愚笨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权臣之所以能够夺权，地方割据、军阀坐大之所以会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君主不能掌控局面，才给了可趁之机。东汉的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无非是围绕君主从年幼到成年的权力争夺战，东汉后期的地方军阀坐大与唐朝的藩镇割据同样是因为君主丧失掌控能力，不得已放权给实力派人物去稳住局面。除此之外，农民起义的反复上演，则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暴虐、骄奢密不可分。
进一步来说，传统中国王朝的覆灭看似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集团尤其是君主缺乏能力，比如，治国能力、控制和平衡不同势力的能力、反腐的能力，具体表现是君主年幼、智商低下或昏庸无能，二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腐败、暴虐、骄奢，导致政权失去人心，具体表现是农民起义。唐朝政治家魏征在他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他说的“纵情以傲物”其实指的是君主手握大权之后往往容易自我迷失，缺乏治理国家所必要的谦虚、审慎与自省。
那为何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要么容易缺乏能力，要么容易腐败、暴虐、骄奢？这其实是君主专制难以化解的根本性困境。君主的世袭制决定继承人的范围十分狭窄，故根本难以保证继承人具有掌控局面、治理国家的智慧和能力。君主的终身制决定君主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衰老，将慢慢难以掌控局面，甚至容易变得骄奢。在这一点上，连一代明君唐太宗都在晚年出现渐不克终的困境。
君主的专制权力决定君主不会受到制度规则和观念体系的刚性约束，他本人的道德、品性和智慧将决定他是否能保持谦虚、审慎与自省，而这充满不确定性，并不牢靠。君主同样是有着七情六欲的肉身凡人，面临各种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天人交战，在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面前，寄希望他们洁身自好在多数时候都是幻想。君主容易被巨大的权力所腐蚀和异化，那些靠近君主的文武大臣、宦官外戚们同样容易被君主外溢的权力所腐蚀和异化。如果承认绝多数人都不是圣人，都在自律之外依赖他律，那么，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腐败便是难以避免的宿命。
笔者在《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一书中写过：“离开民主的刚性约束和制衡，选贤与能将只能寄希望于为政者的品行和智慧，不确定性太大，往往缺乏可持续性。在古代中国，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创之时往往能人辈出，这是因为在残酷的争夺天下过程中唯有能者才能脱颖而出，但等开国一代的功勋人物渐渐退去舞台，后继的君主经常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贤明去选拔人才，若幸运出现明君，则有中兴之望，但从长阶段来看，明君不仅出现概率低，而且往往渐不克终，一个王朝存在时间愈久，任人唯亲的现象便不可避免，腐败无能之辈遍布官场，形成不受民众监督、高高在上、窃取民脂民膏的特权阶层，堵塞正常的晋升通道，贤能之士怀才不遇，让人扼腕叹息。”正因这样，所以自近代以来，民主与共和渐渐成为时代浪潮，中国才会推翻君主专制，废除干部终身制，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
从长远来看，当今天中国思索怎么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时，应该认识到，传统中国既未解决贤能问题，又未解决民主问题，所以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故今后中国只有扩大贤能的面向，让贤能具有可持续性，又引入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民主，让二者相互促进，才能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打下扎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