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并未过时

邓小平生前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曾深深影响中国外交战略。这句话本来是邓小平说给决策层听的，后来却在社会上慢慢传开，成为许多人观察和理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依据。过去10年以来，海内外舆论对韬光养晦的看法日渐分化，有人主张中国仍需长期坚持韬光养晦，亦有人断言韬光养晦已经过时，中国外交理应转向积极有为。这两种观点来回交锋，对中国外交何去何从具有启发价值。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通用解释，韬光养晦的含义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除此之外，许多人眼中的韬光养晦还有延伸含义：收敛锋芒，不炫耀、不张扬，提升修养，弥补自身不足。在一些人看来，韬光养晦是一种低调务实、谦虚谨慎、注重自我提升的处世之道。在涉及复杂人际关系的场域，一个称得上韬光养晦的人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实则有雄心壮志、有恒心、有谋略。不少人习惯于把韬光养晦与中国古代的卧薪尝胆相联系，意指在实力不足时收敛锋芒，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报复。比如，历史上的越王勾践、司马懿都是典型的以暂时忍让来图谋大业的人，甚至连开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面对东突厥进犯时都一度采取坚忍策略。

因为关于韬光养晦的说法较多，不同人理解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往往侧重点不同，既有人视为中国在实力不足阶段的忍让策略或缓兵之计，或多或少包含谋略、心计、伺机报复的成分，又有人理解为一种谦虚谨慎、低调务实的外交作风。若想准确理解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应该回到历史语境，放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层面审视。

曾在90年代复杂、困难时期为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于1995年完整解释过邓小平说韬光养晦的背景与内涵：“进入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是和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有所作为相联系的，是因应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是希望中国能埋头苦干，扎实抓好经济建设，不要去说过头的话或做过头的事，是应该有所作为，但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邓小平曾在联合国公开说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上升为时代主题，与美国、苏联、日本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积极为中国塑造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这说明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显然不同于历史上的卧薪尝胆，绝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伺机报复或以牙还牙。

在“和平与发展”的大前提与外交目标之下，邓小平说的韬光养晦既有特定时空条件下政策选择的一面，又有不称霸、不耀武扬威、埋头苦干、沉着冷静的一面。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政策选择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复杂、困难的外部环境，希望以柔和姿态来扭转局面。作为当时外交部门负责人的钱其琛，被不少人形容为原则与灵活兼具、擅于审时度势、外柔内韧的外交家。可以说，当年的外交政策与工作成绩让中国摆脱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被孤立的艰难处境，为中国加入WTO、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践行了不称霸、不耀武扬威、埋头苦干、沉着冷静的理念，经济社会得以持续快速发展，彻底告别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巨大提升，一方面无论中国社会内部还是海外社会，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的声音逐渐增多，一些人甚至呼吁中国应该强势展现更多锋芒，另一方面海外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再度兴起，美国社会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忧虑和警惕日益增多，主张制衡中国的声音正在左右美国政坛。有鉴于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崛起早已是“房间里的大象”，再也藏不住，奉行多年的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中国应该及时转向奋发有为或积极有为，更主动更强势地追求国家利益。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人担心如果放弃韬光养晦，转而追求积极有为，会否与中国综合实力、国家发展大局背离，会否成为众矢之的。

公允地说，韬光养晦与积极有为并不必然矛盾，而是得看什么样的韬光养晦和什么样的积极有为。如果把韬光养晦狭隘理解为墨守陈规、无所作为、一味忍让，那无疑是错误认识。韬光养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相当大的弹性，既以追求牢固的互信关系为外交目标，又以防止双方关系失控为底线。不是说不能阻止美国遏制中国就证明韬光养晦过时了，恰恰相反，只要美国对华遏制未让中美关系失控，韬光养晦便是有用的。如果把韬光养晦看作卧薪尝胆、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报复，那无疑与邓小平的初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道路相悖。与此同时，积极有为指的是基于综合实力与道义的事在人为，是希望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把积极有为异化为暴发户心态，变得咄咄逼人、骄傲自大、耀武扬威，忽略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与和平发展道路，甚至错误滑向民粹民族主义，到处激化矛盾，同样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大局与现代化事业的背离。

在过去，无论是因为综合实力的限制还是外交环境的限制，“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中国外交的理性选择；在当下，由于综合实力的根本性提升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有所作为的比重自然要适度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韬光养晦。因为不同于耀武扬威、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低调务实、谦虚谨慎、注重自我提升、与和平发展相联系的韬光养晦，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

过去10年以来，哪怕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升温，但中国依旧奉行做好自己的事情，倡导“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外交仍然保持相当的自制理性，比如在应对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韩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事件、澳大利亚与中国交恶、美国对华贸易战等诸多事件上保持清醒，坚守和平底线。所以说，已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和平发展相联系的韬光养晦并未过时，当下中国依旧在不同层面带有韬光养晦的色彩，而这不仅与积极有为并不矛盾，反而有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毕竟，无论韬光养晦还是积极有为，最终都应是为了促进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