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成为“亚洲文化冷战”政治宣传重要战场?︱专家有话说

撰文: 外部来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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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里,左派报纸对港府的态度有所缓和。英国殖民地部察觉到“大跃进”与中苏决裂,导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使得“香港作为(中国)外汇来源的经济重要性……或许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此期间,香港的左派报刊失去了北京的财政补贴,发行量也日渐减少。读者人数下降亦表明左派报纸激进的编辑立场,已不再受香港华人读者欢迎。

作者:吴海杰(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研究〕、副教授)

因此,《文汇报》、《大公报》等主要左派报纸在1960年调整策略,不再提供“教条式”的内容(如赞扬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就和谴责帝国主义),而是更加关注本地新闻,偶尔甚至是通俗的故事。这个时期,左派报纸“批评西方外交政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美国而不是英国”。

然而,即使左派报纸缓和语气,港府在审查监督媒体及敌对意识形态传播的任务时,也没有因此变得轻松。大量内地移民涌入,为香港带来了资本、管理技术、手工技艺和廉价劳动力,使香港工业经济从1960年代起蓬勃发展,相反内地却正处于经济灾难和饥荒之中。

本港法律学者吴海杰在新书《噤若寒蝉》指出,由于香港大众传播媒体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蓬勃发展,勾起了冷战对手的兴趣,希望将香港的电影院、剧院和广播变为“亚洲文化冷战”政治宣传的重要战场。(三联书店〔香港〕提供)

随着人口增长和工资提高,报纸不再是香港人思想、讯息和娱乐的唯一主要来源。在印刷媒体之外,日本等亚洲出口商生产的廉价收音机,促使无线电广播成为越来越多人(无论识字与否)接收即时新闻,以及音乐与广播剧等娱乐的方式。与此同时,电影、话剧和戏曲表演也日益成为市民与亲朋好友共度休闲时光的时尚方式。

香港的大众传播媒体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蓬勃发展,不仅吸引了普通民众,也勾起了冷战对手的兴趣,后者希望将香港的电影院、剧院和广播变为“亚洲文化冷战”政治宣传的重要战场。我们将看到港府如何监管和审查新兴的大众媒体,并于这场文化冷战中,踏着钢丝继续游走于中国、英国、美国和国民党在港势力之间。

香港直到1967年才拥有免费电视频道接收服务。在那之前,除了1957年推出“昂贵且文化上呆板”的有线电视服务(只有少数富户才能使用)外,无线电台是香港唯一的声音媒体。香港电台(RHK)于1928年由港府成立,以响应殖民地部在1920年代的号召:“建立殖民地国家与当地社会之间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

香港电台成立于1928年,在此之前的1925年爆发省港大罢工。(资料图片)

香港电台是英国的第二家由殖民政府运营的广播电台,首家于两个月前在肯尼亚设立。在其设立前,香港发生了灾难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支援,目的是挑战英国统治香港的合法性,因此香港电台自创立之初,政治就是内容策划方向的舵轮。如1950年底一份关于香港广播业发展的政府内部文件所言,其目的是藉推广“欣赏和理解香港展现的英式制度”来加强殖民统治。

1947年丽的呼声获得有线电台广播服务牌照,这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媒体集团,与英国政治机构关系密切,在马耳他、特立尼达、委内瑞拉、牙买加、巴巴多斯、英属圭亚那和新加坡经营广播电台。港府希望通过丽的呼声扩展大众电子媒体,而不必从紧绌的公共预算中拨划资金,因为这些预算将分配给更为紧迫的战后重建项目。据估计,在1950年代末,在香港约300万人口中,有约77万名成年人和39万名儿童定期收听电台广播,其中约三分之二是香港电台的听众。

本文选自作者新著《噤若寒蝉:港英时代对媒体和言论的政治审查(1842-1997)》,经三联书店(香港)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