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复提“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是什么意思？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从今年三月至今，习近平已经至少三次对外公开这样说。
第一次是在3月27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之际。彼时习近平一方面驳斥了盛行于国际舆论场的“中国见顶论”——“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另一方面则再次重申了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的意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并承诺“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次是在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终于敲定了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具体会期。根据新华社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与3月份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一样，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到“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并将改革摆在了突出位置——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在习近平看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不能现代化、新发展理念能不能贯彻、现代化建设成果能不能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能不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能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能不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都系于改革。故此，“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第三次是5月6日习近平访问法国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时。习近平在致辞中先回顾了中法建交60年以来的发展，并提出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具体举措，比如利用“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全链条快速协同机制，让奶酪、火腿、葡萄酒等更多法国优质农产品出现在中国老百姓餐桌上，对法国等12国公民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5年年底，自主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等。而要想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一个基本前提是“排除各种干扰，共同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泛安全化”。
在致辞最后，习近平再次提到改革开放，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紧接着说道，“当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从3月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到法国访问，习近平反复提“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是什么意思？结合即将到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显然是在为这场推迟已久的全会做铺垫。毕竟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通常都会做出重大决定，多数时候与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问题相关。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让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四梁八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习近平曾说过：“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4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在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给出了大方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此外，新华社通告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资本”，比如“要实施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支持民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持续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多措并举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资本作为关键词出现在政治局会议通稿中，并不意外。十八大之后，在毛时代和邓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推动资本法治化营商，更好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主基调，所以才有了反垄断、防止资本操纵舆论等，最终极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三次分配。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要承认资本逐利的根本特性，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规范资本行为。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全面搞活资本，有序配置资本。另一方面，要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加强有效监管以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在经历了来回的“正”、“反”之后，可以预料，资本在中国的地位和角色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合”的过程，也即为资本正名。这是解决诸如“国进民退”、“资本外逃”等纷扰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金融强国的必要前提。尤其在民营经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外资纷纷担忧高阶政治瞬息变化的当下，以及民间舆论场不时刮起“打倒资本家”的妖风，为资本正名迫在眉睫。
至于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则再次向外界呈明，虽然中国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但不会存在方向之变、路线之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过去民主讲的比较多，现在讲治理。这是什么意思呢？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的制度已经基本成熟、定型，权力合法性确定的条件下，就不存在所谓方向性的政治问题了，所以现在在官方语境里，中心工作就是具体落实。”
房宁同时还反驳了外界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误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的就是治理，而治理是具体的，包括制度的运行、作用等，是操作意义上的。有些人思想过于固化，总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还没破题，实际上官方语境里根本就不存在那种‘破题’。现在的改革和三十年前的改革已经不一样，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说要沿着原来的道路继续走。未来的改革主要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让它运转好、实践好、落实好、接地气。按过去的话，就是‘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样的已经固定下来的道路和制度能管多少年？在我看来，至少要管到‘两个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