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的眼泪与执念︱记者手记
73岁的马英九，一年来第二度访问大陆了。有无聊的美国“自由民主”媒体，统计了马英九此行11天一共哭了五次，标题上直接将之定性为“哭泣之旅”，还煞有介事地访问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声称马英九的眼泪是为了附和“中国梦”的“中共统战”。
这篇美媒报道，在台湾传播很广，不少台媒引述。绿营台派的人笑马英九“有够爱哭”，暗讽他的性格“太娘”，这些人平时口口声声的“性别平权”，这下又全都不见了。深蓝的人也笑马英九，说他有什么好哭的。还有一位被视为“亲蓝”、自诩“中立”的名嘴，在互联网节目上跟着美女助理主持人一起讪笑马英九在边哭边唱《长城谣》，一搭一唱地嘲讽马英九出生于1950年，根本没经历过“抗战”，“不懂他在哭什么”；可是此人平时自封“中华民国派”，西装外套领口上无时无刻别着一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难道他无知到，连这面旗与抗战的关系都不清楚？
台湾先辈超越个人的“家国情怀”
我不识马英九，十几年前写过一本《马英九与保钓运动》的小书，算是我与他唯一的“关系”了。而且我们家庭背景大相径庭，他的父母在大陆经历过抗战、内战才来到台湾，而我的家族则是清康熙年间即已落脚台湾。尽管如此，马英九此次在大陆的哭泣与落泪，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如果是我，脚步踏上了故国故土，一样会掉泪。
孙中山故居不该哭吗？1894年甲午战败，导致隔年马关割台，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史专家王晓波说，台湾正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原点”。1925年心系中国统一的孙中山病逝，台湾人不畏日警压力，集会悼念孙中山，蒋渭水还在《台湾民报》写了一篇社论，名曰《哭望天涯吊伟人》。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不该哭吗？台湾人罗福星、许赞元都投入了该役，为了抗日复台，罗福星发动“苗栗事件”，在31岁那年被日人逮捕，处以绞刑。临刑前，他在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着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着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八句首字连在一起正是“中华民国孙逸仙救”。
祭黄帝陵不该哭吗？台湾光复、复归祖国的隔（1946）年，在丘念台先生的奔走下，以林献堂为团长，全台十名代表性人士筹组了“台湾光复致敬团”，计划至黄帝陵前“拜告以台湾六百万炎黄子孙，二千三百余方哩版图已归祖国”。全团抵达南京时，林献堂发表谈话：“应知台胞在过去50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性，前仆后继，所为何求？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黄帝陵一旁竖立着“香港回归纪念碑”与“澳门回归纪念碑”，两碑旁还留有一空地，所等何人，不言而喻。
祭马援祠不该哭吗？马家先祖源起陕西扶风，后才迁至湖南湘潭。19年前的2005年，马英九那位主张“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的父亲马鹤凌，也来到马援祠并种下了一棵树。亲见父亲所植之树，睹物思人，父子情深，如何不能红了眼眶？
登八达岭唱《长城谣》不该哭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其思乡思家之情，成为全中国人民一致抗日时的心境写照，更何况东北抗日联军还做出了英勇斗争与巨大贡献。马英九的抗战情怀来自父母，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志青年也同样有着“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抗战意识。《义勇军进行曲》一句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让无数受尽日殖统治压迫的台湾青年热血激昂。
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台湾医学博士许强，带着丰沛的进步理念与民族意识，从反抗殖民进而加入中共地下党。在牺牲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枪声之前，他遗留下来的家书里，还夹了一张亲手抄写的《长城谣》与《安息歌》。台湾报道文学作家蓝博洲在《这个人，国家不能让他活下去了！──许强医师（1913-1950）》一文写道，其子许达夫正是看到了这份手稿，从而清楚地了解到：原来，他们敬爱的父亲，那个“满腔热血、心向祖国”的父亲，当时已经“准备为祖国牺牲，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成为烈士”了。
台湾人民忘记自己到底是谁的悲哀
马英九的眼泪来自于其“家国情怀”，如今多数台湾人视之为“异类”，殊不知台湾历史上无数的先贤先辈先烈，也同样有着从台湾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家国情怀”。而台湾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家国情怀”，先被日本殖民统治的铁蹄所镇压，后又为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所肃清，再遭李登辉与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与“反中”、“抗中”政策所扭曲、改写、改造。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哀，当历史从政治迷雾中拨云见日之后，岂能不令人动容？不令人落泪？
今（2024）年2月，我与家中长辈开启了寻根之行，一路从台南到云林，再到泉州晋江。当我看到台南孔庙石碑上镌刻着开台祖“张士箱”之大名，为之震撼，为之感动，为之骄傲，还为该碑因保存不良风化而心痛。当我踏上320年前先祖的故土时，在家庙中见及开闽始祖与开台祖先的牌位，就算相隔了35世，但台湾客家作家钟理和小说里的名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依然不由自主在我心中激烈地浮现出来。
还记得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眼见真相与道理被掩盖、被阉割、被曲解，我们在台湾心急如焚、苦闷不已。那年10月，与友人相聚北京，我们情不自禁地高歌一曲，心中的郁闷一时得到纾解。相信马英九两度踏上故乡故土，也有着类似的心情，长年以来台湾“去中国化”的思想压抑，连一句“我是中国人”说出口都得面临围剿与追杀，他的从政崛起之路，还得靠着李登辉拉起其手，矫揉造作地高喊一声：“我是新台湾人”，才为这个颠倒历史、数典忘祖的“宝岛”政坛所接纳。
就像马英九到访卢沟桥时，亲历“七七”事变的93岁老人郑福来一句“咱们中国”，让马英九彻底“破防”。马从深圳、广州、陕西到北京，多次讲出“两岸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他不只是在替其执政八年造出“天然独”世代在“赎罪”，更是放下包袱，轻松自在地“做自己”、“吐闷气”。说来悲哀，在台湾能美化日本殖民，能纪念荷兰建城，却不能做自己，甚而忘记了自己到底是谁。
分断执念终令马英九的眼泪可惜了
其背后的复杂的原因之一，平心而论，马英九同样难辞其咎。内心有着家国情怀的马英九，在政治上却有着深深的执念，来自于国共内战、来自于反共意识形态、来自于偏安一隅的深厚偏执。比如他在当政时，虽然集合学界之力，编纂了《中华语文大辞典》，但他坚持台湾所用的繁体字须称为“正体字”，其言下之意，不正是暗指大陆所用的简化字乃“不正之字”？
又如他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为了展现自己的小聪明，自豪于“孙中山穿几号鞋”这个提问考倒了解说员，却不谈孙中山毕生致力了国家统一、晚年思想左倾转而国共合作的大智慧。再如于北京大学座谈会时，他赞扬名牌上的“英”字，用的是一点而非一捺，终于“写正确了”；却不知那只是电脑字体的差异，更缺乏书法中有“反捺”写法的知识。
这些细节，体现了马英九思想中死板、固化、不知变通的那一面，亦即其心中至今难以放下、破除的执念。因此，4月10日下午与大陆领导人的会面上，谨慎如他竟会将“中华民族”口误为“中华民国”，又像一位“九二共识”的考古学家一般，大谈“各表”的来龙去脉，只谈“中华民族”，不谈“一个中国”，更不愿将其满腔的家国情怀升华为和平统一使者。回到台湾后，在桃园机场的谈话，又发挥肉麻当有趣的“马氏幽默”，再度“故意口误”，逗得蓝营政治人物与支持者自嗨不已。
一位台湾在1960年到遭到“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难人，在经过马英九亲自宴请过后，曾私下跟我分享他对马英九的观察：“此人的家恨比国仇还大”。这是老先生用信仰、理念与牢狱之灾，所总结得到的见解，不得不说是一针见血。
马英九在卸任后，为两岸和平交流穿梭的努力与勇气，确实应该得到众人的掌声与肯定，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小我”先于“大我”，例如他的抗战记忆来自于父母经验，却无法涵纳进台湾同胞50年抗日反殖的爱国情怀与进步价值，无形中跟“台独”一样，把台湾从中国近代史中分割了出去，从而使得他的眼泪只能任人无情讪笑，而无法扭转台湾社会被反共与反中意识制造出来的无知与愚昧。马英九这一步，不容易！但，马英九的眼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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