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记】专访《大逃港》作者陈秉安：逃港者用生命见证改革开放

后海湾是逃港者口中的西线，半世纪以前，不计其数的内地人民为逃离饥饿、专制，摸黑踩过蚝田，满脚是血下水，不惜葬身怒海，也要从社会主义的红色大地奔向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正如老知青所言，这段过去需要凭证，然而又要怎样做，才能承载起这段沉重的历史？
报告文学《大逃港》作者兼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秉安简洁地指出，从前乃至现时的问题，都不是靠堵能解决，唯有正视历史，接受群众的教育，才能得知改革开放要如何走下去。

中共建政后，大陆共有四段比较显著的逃港潮，分别为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1至1962年（大饥荒）、1966年至1979（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走进被遗忘的历史

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向上级提交了《年终汇报提纲》，当中提到“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这些村庄包括陈秉安1985年11月寻找南宋历史时所踏足的径肚村。陈秉安正是如此，从南宋历史，走进另一段其时发生不到40年的逃港历史当中。他向笔者表示，逃港事件能在正反两边反映出深圳的历史发展过程、深圳的变化；及后，他更花近半生去调查、研究，成为中港两地研究逃港史的第一人，揭开了逃港潮的面纱。

1978年至1980年逃港潮末段时期，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了解并承认，逃港是经济问题而非敌我矛盾，严防死守也解决不了外逃，而这思维的改变，令他成为改革开放主要推手，任内成就了深圳经济特区。习仲勋在1990年特区成立十周年时接受陈秉安采访，一针见血点出改革开放前的状况，“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逃港者是大时代的象征，他们前半生经历了中共极左路线带来的浩劫，后半生谱下香港七八十年代的辉煌经济；逃港潮则是文革等一连串政治动荡的直接后果，亦证明了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时有严重的误判。“逃港不能写、不能说、不能碰，否则就是抹黑社会主义，被扣政治帽子。（中共认为）社会主义那时候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好的……30年前我要写大逃港的话也是个反革命”，陈秉安于寓所中向笔者细述中共当年的心态。

逃港历史被湮没是官民共业

逃港历史渐渐被遗忘，无论中共还是逃港者都有责任。《大逃港》中指出，逃港促进了改革开放，深圳以至全中国在40年发展中取得了成果，而陈秉安认为“（中共）保守的人觉得逃港历史不光彩，觉得应该要歌颂改革开放，就要正能量”，没有必要再提往事，此外逃港本身也横跨了所有的政治事件，令这段历史变得十分敏感，导致逃港事件成为多年不能触碰的禁区。

“怕又是一个《往事并不如烟》事件”

广东省档案馆2007年解密了1.2万多份与逃港潮有关的档案，无疑加快了《大逃港》成书。陈秉安忆述，他当年做记者的时候，要找出逃港史料或当事人可谓“大海捞针”，偶尔才遇到一两名逃港回来的人，但他们大多不愿意谈，而由于逃港专题实在太敏感，当年即使有心做调查，也只能偷偷地做调查，有时更无从入手。所幸《大逃港》初稿2010年获广东省宣传部批准出版，而在严密的审查下，初稿删去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处理逃港事件的内容，解放军射杀逃港者等内容及章节则获保留。

成书出版，并不等于真正过了审查关。“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著名作家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港版名为《最后的贵族》）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细述反右运动的人和事，结果同年遭大陆政府查禁，更有指出版社干部更受到处分，相较之下，《大逃港》则较为幸运。

《大逃港》将一段长年被冷待的历史，重现人民眼前，迅即引起城中热议，同时亦引起中宣部注意。陈秉安忆述，“中宣部要我的书去了，那我也紧张了，广东人民出版社也紧张，他们也怕批，那不得了的，（出版社）领导说不定也要受处分的，又是一个《往事并不如烟》事件”，笑指他与社长当时已做好受处分的准备，让他至今仍摸不着头脑的是，中宣部竟称“那是本好书”。《大逃港》有惊无险地逃出生天，亦象征着逃港史有可探究的空间。

中共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措施时松时紧，但历史话语权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环，“逃港潮”正好成为政治的风向标。陈秉安提到，《大逃港》问世后，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都播出逃港专题，2014年的大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写进逃港剧情，唯独央视纪录频道早于2010年所制的专辑至今仍不能播，显示出中央对此仍持不同意见。

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为什么说从三八线、柏林围墙、到深圳河，为什么总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你有没有看见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社会主义有问题嘛。起码在经济上是不行的，政治上我暂且不评论，经济上肯定不行嘛，不行为什么不让别人跑呢？从三八线、柏林围墙、到深圳河，一个一个都是这样的，这不是偶然吧。　　　　　　　　　　　　　　　　　　　　　　　　　　　　　　　　　　　　　　　　　

逃港是血的教训　呼吁中共正视历史

“搞新闻也好，搞写作也好，它本身就是社会的捍卫者、保卫者，就是说反话的，就是捉虫子的……说真的，现在一切都要你说好，花开得好，叶子长的好，果实长的大，不让你们挑虫子，所以总有一天，会让这个庄稼死坏的”，陈秉安即使从新闻界退下火线多年，骨子里还是一个新闻人。他不讳言，在上者的作为，老百姓清楚的很，心如明镜，而目前的情况也说明，“（中共）不够大度，不肯正视历史，历史还会存在，别人还会说，你（当局）这个干嘛呢？那不是你小器吗？”

“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一名宝安县农民对陈秉安说了这句话。陈秉安亦在书中务实地下了一个结论，逃港潮是1979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原因之一。1961年，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向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要求特殊政策，以遏止逃港风，同年9月25日，对外开放的“三个五”政策出台，这正为大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

“三个五”政策：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五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五元。

坊间有种说法，“以前大家肚子饿，人逃过去；现在饱了，思想就想逃过去了”，这清楚地反映出改革开放至此所遇到的瓶颈。陈秉安指出，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缺一就是个跛子，走不稳，“要是像以前一样，强制、把守河口不让跑，就继续跑，打开了那道门以后，开始会很多人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跑了，然而共产党30年才认识到这一点，死了多少人？血的教训啊”。

陈秉安从笔者口中得悉逃港知青拜祭活动受阻挠时，直言“感到很吃惊”。他指出拜祭合情合理合法，“（阻挠拜祭）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不承认、否定历史”。对于这段历史，他最后亦语重心长地表示，“现在怎么说稳定，今后历史还是要做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