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记】专访老知青洪膺：一个民族如不反省自己就没有前途

1949年以后，中共因误判、冒进及政治斗争，为内地民众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前30年”，临近香港的广东因此掀起多段大规模的逃港潮，而最后一段逃港潮的主角则为上山下乡的一众知青。逃港知青洪膺接受香港01记者访问时表示，当年被关进牛棚后，让他彻底看到早年中共如何剥削人民的自由，上山下乡的生活亦令到他看不见前景，于是才有了“叛国投敌”的行动。在事过境迁后的40多年，洪膺谈起旧事时，态度十分从容，但始于认为“一个民族如不反省自己，就没有前途”，这亦是作为知青的他，对中共的诤言。

1972年9月，我们三男两女走惠阳潼湖这条线，走了七日七夜，到达大鹏湾大小梅沙（即今深圳盐田东北方向的七公里处），快到海边时，遭民兵追截。同行四人过不了封锁线，通通被捉，而我则跌落山坑，伤及右脚。当时我并没有出去投降……

老知青洪膺1943年在广东佛山三水出生，现龄74岁，中气十足，相当精神，丝毫不见老态，思路亦很清晰。洪膺5月2日向笔者娓娓道来当年逃港前后的点滴时，仍能详述当中细节，仿佛一切只是昨日的事。

“当时我选择再隐藏一天，翌晚趁退潮时，一拐一拐走到海边，死命地游，累了就伏在吹气枕头上休息，大概过了6个小时，终于抵达吉澳（香港东北方的离岛）岸边。当时约为清晨4至5时吧，已见晨曦，获水警救起，他们还给我饮鲜奶，吃方包。那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方包。”在事过境迁后的40多年，洪膺笑指逃港四次，终于成功，而鲜奶方包更是他人生中最美味的一顿早餐。他当时在水警协助下，通知了其1949年前已移居香港的阿姨，几日后取得港人身份，正式脱离当时极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青”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多用以形容1950年代至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他们大多数人只接受过初中或高中，少数获得学士或者以上学位。

全国江山一片红　无远弗届的社会主义

洪膺父亲早年在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毕业，当过国军副营长，惜抗战胜利后受裁军波及，一家变为社会贫穷阶层。不过，幸与不幸亦只是一线之差，年仅34岁的洪父1951年病逝，洪母为了养活孩子，改嫁广州普通人家，加上母亲家族清贫，洪膺身世得以掩藏，多次避过被乱扣黑五类帽子的危机。

洪膺1961年职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高份子材料老化研究所（现名为广州合成材料老化研究所）担任技术员。时至1966年，毛泽东借着重新评价京剧《海瑞罢官》，其把持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5月16日则在党内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直批“彭罗陆杨”阴谋反党，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序幕。

9日后的5月25日，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高校、单位造反派相继擡头。洪膺向笔者坦言，他当年也曾伙人贴出大字报批评干部，但随即被市委派来领导文革的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每天被关起来交代问题，准备进一步批判。

当年政治发展分分秒秒都在变，谁也搞不清楚毛泽东的革命蓝图。毛泽东同年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数日后否定及撤回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向大学、中学派工作组领导文革的决定，使文革变成毛泽东所期待的“由下而上发动的群众运动”。包括洪膺在内的全国造反派与红卫兵获毛泽东背书，四出串联，以反革命、打倒官僚主义的名义，捣乱破坏、武斗，甚至到军营抢枪、肆意杀人，死伤惨重。

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右派，合称地富反坏右。中共建政初期，只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身为阶级敌人，故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遭没收财产、实行管制（思想）改造，人身自由和公民权也被限制。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后，右派也被纳入阶级敌人之列，“地富反坏右”被合称黑五类。

洪膺：被扣破坏文化大革命份子帽子　关进牛棚失自由

群众运动至1968年已到尾声，全国局势几近失控，武斗日益严重，伤亡枕藉，刘少奇也在当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被打倒。毛泽东一声号令，展开一连串后继措施为文革煞科，包括对知青影响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以瓦解聚集于城市的巨大群众力量，造反派也就被打翻在地。

自我解放　上演神州最后一波逃港潮

所谓的“自己解放自己”就是逃港，广东省知青上山下乡后，一个个走进大历史当中，掀起中共建政后最后一波逃港潮。“起锚”则是当时人所共识的逃港代名词，洪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百万逃港大军的一员。

洪膺1971年5月首次逃港失败后，只被关押了一阵子，就被辗转送回公社。洪膺笑称，回到大队，大家都见惯不怪，农民甚至乐见知青逃港，一来不用对分资源，即使知青失败回来，也可以向他人传授逃港技巧。在当时的环境，“叛国投敌”的本质是什么，知青乃至目不识丁的农民其实心照不宣。

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事件，洪膺偏偏在同月下旬再度起锚。洪膺早已搭通天地线，计划先到澳门，再乘船偷渡到香港。他当时与三位朋友到达当时的斗门县（今划为珠海市斗门区）时，本可入住朋友家避开当地街道办及公安的耳目。唯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弥漫着防止外逃的肃杀气氛，斗门县当时几乎晚晚查户口，洪膺一行人只能用假证明住进旅馆，但随后即遭职员举报，并被关在斗门的收容所一个多月。

值得一提的是，洪膺两进收容所都遇到陈姓男子阿扬，其妹阿秀当年被分配到惠阳县潼湖公社，经常为逃港者准备起锚物资。洪膺于1972年4至5月也在阿秀的协助下，与三男一女再起锚，沿山路走了七日七夜到达梅尖（即梅沙尖，大小梅沙附近），黄昏时分藏身山中，但被农民发现及举报，及后连同洪膺在内的四名男子落网，但同行吴姓女子却从此在人间消失。

直至1972年，洪膺终于成功逃港，吃了人生最美味的一顿早餐。40多年后，他向笔者细说，当年踏足香港这片土地时，亦深明自己已成为异乡人，或许再也没机会回到家乡，“真的想哭出来”。1979年大陆改革开放，逃港知青所谓背负的罪行也由“叛国投敌”改为“非法探亲”，逃港知青才陆续回乡探亲，不少人走过罗湖桥时更是战战兢兢，深怕“非法探亲”又是一次引蛇出洞，当中“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例子也是不计其数。

“一个民族如不反省自己，就没有前途”

洪膺在香港生活时，经过国民党在港地下组织入党，负责情报工作，身份敏感，即使知青改革开放后陆续回乡，他也不敢贸然回乡，而是成为美国公民后，才于1998年到侯斯顿中国领事馆申请回乡探亲。当时虽获中方允许经香港进入大陆，但洪膺向笔者表示，“当时我吩咐太太说，如果回乡探亲后失踪了，你要去美国领事馆找人……”，所幸最后顺利探望分别了26年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