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下对内地隔膜深　六中全会港人真的“事不关己”？

“嗯……俞正声是这个还是这个？政协主席应该（看起来）比较漂亮。”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刘云山与俞正声的“大头”前犹豫了好一会儿。记者对梁国雄、杨岳桥、黄国健、周浩鼎与林卓廷5位立法会议员来了一个“小测验”，包括中共党徽是什么、政治局七常委配对、习近平的党政军职衔为何—结果5位议员大体上都差不多100分，说“香港议员对中国一无所知”似乎并不公道。
然而记者抽问路人，发现大部分港人只能认出习近平与李克强，把中共党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搞错的亦不少。到底有多少港人还愿去真正了解中国大陆？
撰文：范晓鹏、黄俊杰

其实除了上文所述的三条问题外，记者还问了“你觉得中共是一个怎样的政党”这样的问题。在回答的市民中，有支持中共的，有反对中共的，也有主张港独的，但他们对管治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治下有13亿中国人的执政党、与香港仅有一河之隔的政权所知的却不多。当然，街访自然不能代表全数香港人，但无疑亦能反映出一定民情。

10月24至27日，中共党内将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上号称中国最神秘的京西宾馆召开六中全会。这次会议，被视为是中共一次自我救赎、确保执政权的的努力和尝试。包括西方在内，世界各国都愈来愈关注中共的类似动作，将之视为洞察中国未来的机会。然而，在香港，它似乎仍未引起港人任何的兴趣—中共的任何变化都似乎与己无关。

香港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飞行距离2,160公里，只需3小时；乘火车沿“京九线”自九龙北上，到北京西站距离为2,475公里，车程亦不过24小时；与上海竞逐中国最繁荣城市的深圳，与香港更在咫尺间，港人只要通关即能直接接驳深圳交通网。然而，浅浅一条深圳河俨然让中港关系形同天堑，甚至较西方世界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的认识，显得更深隔膜。

中港咫尺间  港人对内地认识少

这种隔膜，在近年愈加深沉；在不少港人眼中，认为中共党旗的“鲜红”似乎皆由国人之鲜血染成，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六四，无数的历史事件冲击着上一辈港人对中共的态度。但即便如此，上一辈港人不少还是对中国有一种“天然情感”与“天然连结”—君不见华东水灾时港人出钱出力？君不见八九民运时香港有近100万人为了支援北京学生上街游行？

不过，香港回归后，自2003年的23条立法到李旺阳事件、由反国民教育运动再到雨伞运动，为数不少的新一代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不断变坏，甚至出现与己无关的态度。

然而，正如记者的街访反映，无论是视中共为洪水猛兽，还是视中共为复兴中国希望的港人，对中共的理解与认知都不多。问题是，港人是否再愿意认真的去面对与理解中共？

唇齿相依现实难动摇

大陆香港唇齿相依，无论从地理还是经济上从来就是相互依托、相互支援—此一客观事实本是老调，但在如今香港的政治语境下，却又不得不一再重谈，不得不提醒。曾经，香港在港英殖民政府治下成为一个汇聚中西、连接内外的商业贸易甚至思想文化交流中心，香港的包容性不仅令它本身成为“东方之珠”，而且更重要是它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桥梁，使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当被问及革命思想如何、从何而来时，孙中山自谓：“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

对于香港来说，她与大陆的地理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在真实的心理距离上却差之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错位”。

中港隔膜  多方有责

中国大陆通过香港获取西方工业文明的政经资讯乃至社会思潮，而外界也得以从香港这个资讯集散地获取内地的准确情报资料。及至1949年中共建政，因为意识形态的隔绝，中港之间的联系一度处于低潮，但现实的“脐带”却从未隔绝，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每每波及香港。客观事实就是，香港的命运起伏与中国大陆彼此相连，难以独善其身。

然则，为何会有不少香港新一代会与中共，乃至中国“水沟油”，甚至贬称大陆人为“蝗虫”？为何上一辈港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同胞之情—如每年一度维园烛光晚会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会成为新一代的众矢之的？也许香港本地政经环境急剧变化，才是问题根源所在。

香港新一代在成长中面对的，是中港对比转型大背景，面对的是现实生活压力骤升—而自2008年始的“双非孕妇”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争议中，香港特区政府不作为、广东省政府作壁上观令中港矛盾一再激化；而从23条立法，再到国民教育以及雨伞运动，诸多矛盾的因由，往往都出现在“一国两制”的具体操作上，而其中香港政府的工作方式、中联办的“联系人”角色、一些建制派中人的唯唯诺诺，以及一些泛民主派人士的危言耸听，都成为港人与北京隔阂愈深的原因。

传媒负面新闻迎合市场

于是，占领运动之后所引发的港独思潮于青年之中泛滥，并已然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不论是落选的黄洋达、黄毓民，还是成功当选但宣誓时闹出“支那风波”的游蕙祯或梁颂恒，皆为港独力量不断上升的代表。在如此的社会氛围内，香港传媒业公信力近年也同样持续下滑；繁荣的景象下，传媒或被指谪有红色背景，或被炮轰无底线地卖骚，失去成熟理性地认识现实、看待问题的意愿—在这种“仇中”、港独力量不断上升的社会背景下，媒体为保“形象”，或为保“市场”，往往对中国作出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一味以大陆负面新闻作招徕，甚或以“逢中必反”挂帅博取点击率，而对中国大陆同时出现的一些现实积极变化却是不闻不问，这样反过来又再造成新一代港人对中国的误解与歧见。

然而，对中共和内地的敌视和仇恨，非但无法改变和影响大陆的任何政治运作，还将遮蔽香港的眼睛，而一个缺乏中国视野与国际视野的“国际城市”，又怎能持续向前？

事实上，经历1978年后的经济腾飞，内地政经和社会民生，乃至中共本身都发生了很多港人并未意识到的脱胎换骨变化。中国崛起虽然隐患与现实挑战重重、本身并不完美，但崛起本身确是事实。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撇清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大陆和中共视若无睹。

西方研究中国态度的转变

不管是吹捧和贬低，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还是中性的和平崛起、中国模式等，这些“显学”的出现本身便说明了中国崛起牵动世界的现实。近年，曾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文明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开始承认误判，没有料到内地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那么广泛”，并频繁接触中共领导人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实际上，开始转变的西方人士绝不仅福山一人。

可以说，当香港社会仍沉浸在“鸵鸟”游戏中，就是西方世界也开始尝试着转变态度，以一种更加客观和积极的视角去认识中国，解构中共的成功与失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成果之丰富，其态度之认真，可能已经远远超过香港社会上下。而这或许才是香港社会应最感紧迫的。

港应直视内地  毋须仰视俯视

对于香港来说，她与大陆的地理距离是如此之近，但在真实的心理距离上却差之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错位”。香港媒体的一个责任，应该是帮助港人了解真实的中共和真实的中国大陆，因为即便是视内地为对手、敌人，亦需静下心，深刻地研究和了解对方。惟有基于一种理性客观的认识，不管今天彼此所持政治态度若何，都不会显得盲从与情绪化。面对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香港当然不可妄自菲薄的仰视，也不宜心高气傲的俯视。直视，才是港人最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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