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党纪国法两途并进　中共誓要做到“自我监督”

一党长期执政下，执政团体如何实现“自我监督”？这是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下称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六中全会集中研究“从严治党”问题，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国防大学教授颜晓峰向《人民网》表示，由此可见是次会议乃为订明纪律规范，为“从严治党”提供制度保障。

习近平于2012年接任总书记，当时就直言：“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其后他展开反腐打贪运动，声言要老虎苍蝇一把抓，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理其事，几年来不断有大案震动内地官场。可是中共反腐远不止于动大手术急救，最终目标为实现自我新陈代谢。

周永康倒台以外…

回想2014年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倒台前，坊间已风传相关消息长达两之久，原因由贪腐事发到政变失败，说法不一而足，官方亦一直不予置评。直至立案审查消息正式公布前夕，中共新闻发言人才于公式回答以外加上一句：“我只能回答这样了，你懂的。”可见当时反腐运动仍采取秘密处理方式，官方迂回尴尬地透露风声，公众和传媒少不免加油添醋，解读事态为纯粹权力斗争。

就在周永康案正式曝光前约10天，中共官网发布贪腐案件处理程序。一般案件分为5个步骤：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由中纪委全权处理，可按党纪对犯事者执行“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以及按政纪免除其行政职务；

政治局级别官员的查处程序则较为复杂，分为7个步骤：中纪委调查→中纪委提交报告→政治局审议报告→免除犯事者党职→停止其政治局委员职务→免除其行政职务→“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由此可见，反腐运动一开始就不只为杀鸡儆猴，以落网大老虎震慑人心，中共高层还期望建立反腐制度，一劳永逸，毋须再引起权斗猜测，就能以党规国法平稳清理腐败份子。

“违纪”还是“违法”？

遵行上述案件处理程序，配合讯息公开，故然可以引导公众预期，减少谣言猜度，但讲到建立有效反腐机制，足以取信于民，中共还要探索如何区分党纪国法。中国干部一般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政府官员，所以反腐同时有党纪和政纪两面，分别以党规和国法处理，然而现实操作却常有落差，两套规范互有重叠、界限不清，导致产生空间让干部于“违法”与“违纪”之间混水摸鱼。

虽然中纪委于去年3月已颁布规定，要求各级机关通报违纪案件，今年初《新京报》却于社论提到，地方机关视“违纪”为“内部问题”，从中操弄，只提供违纪查处数字，鲜有通报详细案情，而且一般不公开犯事者姓名，致使犯事者可以含混过关，“带病提拔”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中央机关亦未能幸免，人社部于8月披露，辖下有司局级官员因骗取住房补贴，“违纪被免”，但两个月后就原级复出，转任他职，工资待遇大幅提高，现已回复免职处分，降级调用。

如何判辨“违纪”和“违法”呢？2014年7月，中纪委以“利用职务谋私利”为由，黜降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纪为副处级，贬黜江西省委常委赵智勇为科员，两案均按违纪处理，未有移送司法机关。按内地刑法，个人涉案受贿5000元（人民币，下同）已可立案调查，盗窃公私财产1000元以上最多可判监3年，因此如以内部违纪方式，处理两宗干部“谋私利”案件，实在启人疑窦。

党国难分下，党组织领导反腐工作，执行“自我监督”，要不要走到“移交司法机关”这一步，当中考量外人难以知晓。如于2015年，中纪委声称奉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有鉴于犯事者认错悔罪，配合组织调查，退缴违纪所得，仅以“严重违纪”作处分，包括农业银行前行长张云。其后《财新网》引述知情人士，称此前司法机关追究两名农行分行行长受贿刑责，张云亦牵涉其中，但只遭中纪委行政撤职，留党察看两年，未有移送法办。

中共如何分开“党纪”和“国法”？

中共反腐依赖“自我监督”，不走党外机关监察制衡这条路，遭遇政治局限不足为奇，但于现行体制框架之中，中共高层近年致力修订各项党规，厘清“违纪”与“违法”分野，尽可能缩小灰色地带，以期增强制度公信力。据中共官网报道，党内总计有1178件法规文件，由2012年6月至2014年年底，中共中央已废止322件，宣布369件失效，另有42件需要适时修改。

去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表明，“党纪”与“国法”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同。《大公报》为此访问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他指出党规国法常有重叠以至冲突之处，例如党员触犯党纪，党组织可按党规拘禁犯事者，甚至抄家和充公收入，仿如国家司法系统般行使刑罚权，剥夺个人自由和财产，所以修订条例时或者需要相应调整裁减。

实则按中共过去几年做法，党纪一边的最高处罚已止于“双开”，未见“侵入”公民权利范围，另避免“双规”之类字眼。据悉，党内纪检工作条例与国家《行政监察法》包含相近条文，可以要求嫌犯于指定地点和时间，交代案情；过往一见“双规”两字，代表党组织已立案侦查或逮捕嫌犯，但此字眼已不见于官方案件处理程序，取而代之的是较为非正式的“带走调查”。

除了划分“党纪”与“国法”的权力界限，中共亦尝试分开两者规范性质，国法主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党纪则针对干部私德作风。例如干部“与他人通奸”，内地国法未及追究，但党纪则有明确罚则；国法容许公民享有迁居权利，但如果干部当“裸官”，安排一家大小移民他乡，党纪可以防止贪腐外逃为由，施加惩处。可是遇上前述“以权谋私”案例，贪官污吏同时掉进党纪国法两张法网，党组织要开那一张，收那一张，其间界线仍是模糊不清。

“制度保障”仍服膺于体制

中共实行“自我监督”，潜台词是不容任何党外力量分享权力，独立监察执政干部，但“自己查自己”不单成效存疑，同时不易取信于公众。

由于中共希望群众相信，打贪不只是权斗，一党“自我监督”不只是一时政治运动，那就不得不提供“制度保障”，以程序、条例、修订等等塑造客观公正的形象。所谓“制度保障”却非独立于一党以外，执行“国法”公权力；相反，“制度保障”仍服膺于体制，包含“党纪”与“国法”双重权力原素，由中共统一行使。

尽管反腐运动声势浩大，但只要前提必然是一党专政，那么不管怎样努力厘清党纪国法，中共要走出“自我监督”的困境必然不易：一边保障绝对权力，拒绝党外制衡，另一边竭力满足廉政诉求，营造公正观感。外界对此虽然普遍不看好，但是这次六中全会就是要打破这种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