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拒绝建立独立监督机构 中纪委能否借镜廉政公署经验？
自从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坛掀起中共掌权以来规模最大、涉及层级最高和形势最复杂的“反贪腐风暴”，众多高官相继落马，其中包括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的“超级大老虎”，显示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班子希望以更廉洁的姿态，改革中共内部的沉疴顽疾。在多次的反贪腐行动中，中纪委的名字时常出现，为何这个部门会成为中共反贪腐的主力？中纪委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呢？
中纪委是什么部门
中纪委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具有维护党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等职能，而中共在全国的省市各级党组织都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实行书记负责制，书记由中央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批准，现任的中纪委书记是王岐山。中纪委书记通常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一般来说，中纪委主要调查和治理党内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再将犯事者移送司法系统进行审讯和判刑。因此，经中纪委所调查的官员都是具有一定份量的高级官员。
中纪委与廉政公署的分别
中纪委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属于共产党的部门，以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规定和纪律来监察和管理党员。由于中国实行“党国体制”，党的枝干深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级政府的官员和企业的领导层，尤其是“一把手”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因此中纪委作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依靠党的纪律来监察各级党员的行为，并惩处违反纪律和法律的党员。
与中纪委不同，香港廉政公署（简称廉署，ICAC）不仅不属于任何政党，还是一个与所有的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的反贪机构，廉政公署的职员并不隶属政府公务员架构，其首长廉政专员直接向政府最高首长负责，也仅仅向他负责。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时，称为“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直接向当时的香港总督（港督）负责；在1997年回归后改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直接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负责。由于廉署非隶属于其他政府部门，享有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的权力，其他的政府官员不但无权干涉廉署的工作，而且都可以是廉署的调查对象。廉署的四个独立性切断了体制上干预和妨碍调查的可能性，令廉署的工作可以“一查到底”。
另外，在香港“三权分立”的制度下，司法和立法机构可以有效地进行监察，防止廉署的权力被滥用。在司法监督下，廉政公署行使某些权力之前，必须事先获得法庭的批准。香港立法会也有权赋予或撤销廉署的权力，并要求廉政专员出席立法会会议，解答与廉署政策和经费有关的问题。特区行政长官委还会任命社会贤达，组成四个咨询委员会，监察廉政公署各方面的工作。在独立运作和受到监督的情况下，廉署才得以有效地打击贪污，令香港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廉洁之城”。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5年全球廉洁指数，香港在全球全球168个国家排名第18位，中国则排第83位。
虽然香港对廉署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但是在2013年仍发生了汤显明事件，当年香港审计署揭发汤显明在任廉政公署专员期间，以“分单”报销的手法，宴请中国内地官员代表团，试图避过申领酬酢开支的规管。其后，汤显明被媒体揭发在任期间用公帑应酬、外访及送礼等。可是最后香港律政司宣布，由于没有合理的定罪机会，决定不对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嫌贪污腐败案件提起公诉。尽管如此，事件已经对廉署的公众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也曝露了对廉署的监督机制依然存在著“灰色地带”。
中共为何拒绝建立独立监督机构
在中国实行“党国体制”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一党独大的执政党，现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受制于体制，无法对执政党实行有效的监督。同时，“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传统，也是中共巩固执政党地位的一项重要原则。没有反对党的存在，也没有其他的组织和机构可以有效地监督和约束中共的权力和中共党员的行为，所以中共只能通过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进行自我监管，以党内纪律来规范和约束党员的行为，即是以党的“家法”来惩治违纪违法的党员。这也是被外界诟病的“自己查自己”。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其根茎枝叶早已经深入到国家和社会的层层面面，各级政府都由党来控制、包括国有企业、乡镇村基层都会设有党组织，如果要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即是要中共将自己的绝对权力分享给其他政党或监督者，这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以现在中共认可的各大民主党派为例，全部都与中共有著长期合作关系，虽然可以参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但一般都不掌握实质的权力，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机关中最高职位也只能是第二把手，如曾出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是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而各级部门中，党委书记才是第一把手。
在中共不愿分享绝对权力和被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中共只能通过不断对党章和党纪做出修订，以更加严厉的党内政治生活条例，来规范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仍然是期望用严肃党纪和加强教育，提高党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来达到监管党员行为的效果。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随著反腐肃贪的进一步深入，中纪委的工作有了新的变化，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党内法规，向中央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并将于未来加快落实这一举措，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目前中纪委和监察部对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等部、委、办、局，两高和大型国企，都派驻了纪检组，并准备向中组部等部门派出纪检机构。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纪委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平行于中共中央的党内机构，其职能应该是对中共中央实行监督。但实际上，中纪委多年来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下属工作部门，下属机构如何监督上级机构？如何监督平级的中央机关，并向平级的中央直属机关派驻纪检组？这在组织架构中存在诸多尴尬和难题。
有分析认为，中纪委向中组部等部门派出纪检机构，意味著中纪委向一个党内的真正独立机构迈出了重要一步。特别是今年三月，中纪委成立了组织部和宣传部，就像中共中央也有组织部和宣传部一样，中纪委似乎要从形式上独立出来，形成和中共中央在党内具有同等权威的架构。可是要达致这一目的，需要修订党内相关规章制度，所以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香港法例的红线标准能否借鉴
既然中共不可能下放权力，也不允许其他政党监督自己，那么可否借鉴在香港实行的法例红线标准，制定收受礼品和馈赠的标准和申报制度，防止贪腐呢？香港对公务员收受礼品等有著十分严格的规定，一般的情况下，香港公务员只可以接受私交好友不超过港币500元的礼物，在特别场合（如生日），可接受不超过港币3000元的礼物；对于接受其他人士的礼物时，礼品金额限制为250元和1500元的礼物。官员以嘉宾身份出席一些正式活动时所获赠的礼物也不能超过500港元，如果想保留超过限制金额的礼物，则需要向部门申报。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了八项新规定，决心整治党内庸懒、奢侈等不良风气，希望以良好党内风气，改善贪腐的问题，回应市民的关注。不过，中国官场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能否将严格的规定落实到各个地方和基层，仍充满挑战。例如，以前中纪委在推行公款招待只能“四菜一汤”的规定时，地方和基层却出现标准走样的情况，山珍海味变成了所谓的“四菜一汤”，公款吃喝情况依旧，并未达到应有的遏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