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G20利益诉求分歧重大　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句说话，正正道出了当前G20所面对的问题。随着金融海啸成为过去，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分歧重大，成为了G20向前迈进的一大阻力。

英国现代“最短命首相”白高敦在金融海啸后领导全球救亡行动，留下重大政治遗产。身为国际合作拥护者的他，上月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直言G20如今普遍被视为缺乏效率。

白高敦叹G20未能发挥作用

白高敦从被其形容为“丑陋”的英国脱欧公投谈起，敦促国际领袖正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他指出，G20未能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当全球的低增长、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不稳定、严重不平等以至难民潮，需要国际协调寻求解药之时，政治领袖仍抱持各自为政的心态，未正视经济全面增长建基于国际合作的道理。对于G20杭州峰会，他希望最起码要传递出国际合作“可以带来改变”的信息。

成员对其使命的认知南辕北辙，是G20种种困境的核心所在。经济全球化长期由西方国家领军。1970年代成立的G7原本目标便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时移势易，G7对全球GDP的贡献已由1980年代中叶的逾七成跌至不足一半，中国的GDP在全球的比重则由不足3%增至逾1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市场整体在全球GDP的份额亦升至35%

G7与非G7成员的博弈

与此同时，G7的关注点由经济治理转向政治与安全问题，成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俄罗斯在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被“踢出会”（G7在1997年接纳俄罗斯为成员，扩编为G8），是对此最好注脚。

G7拘泥于政治化视角，对中国等新兴市场龙头由边缘走向全球经济中央抱持戒心，视G20为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2009年，时任IMF总裁卡恩提议让G20与IMF管治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合并，但遭发达经济体否决。当年匹兹堡峰会通过的替代方案是设立由各国自行管控的监察机制。

G7与非G7成员在G20的博弈，说穿了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与改革派的矛盾。英国知名国际事务智库漆咸楼（Chatham House）国际经济部主管苏巴基（Paolo Subacchi）与资深研究员皮克福德（Stephen Pickford）在去年出版、探讨G20与国际经济治理前景的著作中指出，非G7成员普遍支持设立正式、具广泛代表性、以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机构，统领国际经济领域决策，他们视G20为国际治理改革的基石，希望赋予新兴市场与其在全球经济表现相称的地位。

新兴市场的诉求迄今事与愿违，这从推动IMF改革举步维艰可见一斑。IMF以份额认缴机制决定成员出资限额和投票权，2010年IMF通过把贷款能力增加一倍，同时提高新兴经济体份额。同年的G20首尔方案批准了相关方案，规定发达经济体在IMF份额由57.9%降至55.3%，其中美国由16.75%降至16.5%；发展中国家份额由42.1%增至44.7%，其中中国由3.72%升至6.39%。

美拒弃特权  分裂国际系统

表面上中国成为这项改革的赢家，但却是建基于欧洲国家而非美国的让步，由于IMF规定任何决议要85%的多数同意，美国在新份额分配下仍拥有一票否决权，而美国内部党争更让改革方案搁浅。

苏巴基与皮克福德概括，虽然G20意图体现中国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但IMF与世银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并未与时并进，仍由美国把持；G20推动增强新兴市场话语权的进度缓慢，驱使新兴经济体寻求另起炉灶（例如中国推动的亚投行等）；美国反对改变游戏规则（例如尝试阻止盟友参与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同时牢牢握住在IMF独享的特权。他们分析警告，美国与新兴市场的僵局，增加了国际系统分裂的风险，亦与多极化的国际格局背道而驰，而在这一过程中G20、IMF与世银的效率恐将再降低，造成恶性循环，令国际系统的裂痕加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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