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干部？公务员？中国复杂官员体系的层次与逻辑

国？省部？厅局？中国官僚体系中有一套外界不甚明了的编制级别，当中每个级别又分有正、副两职，令人头疼。这一套层级体系，与港人了解的公务员编制完全不同，因为当中既有对中共党员资深程度的考量，又将苏联式干部系统和国际通行的公务员体系混合在一起。

中国官员，在概念上严格说来是个“复杂体系”，这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有著直接的关联。

中国行政官员（文官）体系制度中，夹杂著中共党内官僚的体系架构，而同时又有近似于国际通行“政府公务员体系”以及间杂著“事业编制”的苏联式国家干部系统的存在，这使得中国大陆文官行政体系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党务底色搭建的国家公务人员为主的靠纳税人完全支撑的行政官僚架构”。

在这个复杂的句式背后，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官行政体系中，“党政”并未分开，相反，是“党”在主宰著官僚的一切行为。而其中，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作用，官僚中亦存在著“不同体制身份”的标签，越发让外界及中国普通民众（中国政治语言中的“群众”）对官僚等级难以区分，因此，从官僚体系的概括上统称为“领导干部”。

框架：5个行政层级

中国的行政区划有5个行政层级：中央（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

按照上面5个行政层级政府官员分为5种主要层级，每个主要层级又可以分出正、副两个级别，这10个级别就构成了识别中共官员身份的基准体系——但这只是“基本体系”。

1、国家级正职，简称“正国级”，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国家”的概念在中国语境里是极其含混的，很多中国人亦很难在概念中厘清“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包含著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造成事实上的混杂是，“党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正国级职位包括：

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党的最高权力者；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执政党的“领导集体”的组成者；

国家主席——政府名义上的元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人大是中国名义上的立法机关，而这个机构的首长在民主选举制国家通常是具有极高的行政地位；

国务院总理——内阁的首席长官；

全国政协主席——这是中国名义上的“民主政治的协调机构”，但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由中共官僚（政治局常委之一）担任；

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中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这些“正国级”的职位对应的权力大小有著天壤之别，在政治待遇亦有很大差异，但在福利待遇上则基本处于等线。

2、国家级副职，简称“副国级”，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正国级除外），正国级职务的副职等。

它们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3、省部级正职，也称“正部长级”，包括中央部委、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正职领导（“一把手”）。

它们包括：中共中央下属机构（如政研室、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正职领导，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办、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的正职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正职领导，各省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

4、省部级副职，包括省部级正职的副职，还有各省的党委常委。

5、厅局级（或地厅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下属司局和省直机关（厅、局、部）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地区、直辖市所属区）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6、厅局级副职，包括厅局级正职的副职和市委常委。

7、县处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机关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直辖市的街道（或乡镇）党政领导正职，以及各县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8、县处级副职，包括县处级正职的副职和县委常委。

9、乡科级正职，包括各地级市下属机构的科室正职领导，各县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人大主席，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10、乡科级副职：包括乡镇级正职的副职，乡镇党委委员和街道工委委员。

从苏联模式到国家公务员体系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推行的一整套干部制度来自于苏联。并且，强调与之对应的是“拥有什么样的干部等级，就会有怎样的社会福利，以及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资源”。

这也是中国官员进入官僚体系绝少有离开“体制内”的想法的动因，体制的诱惑力也让官员们试图在体系内尽可能地完成向行政系统金字塔尖上升的行为。事实上，行政系统的金字塔即是权力系统的金字塔，亦对应著各种有形与隐形的实际利益。

而中共抛弃了以往苏联式的在工人和知识份子中选拔、培养“干部”的模式，而是在公务员体系中，通过考试选拔机制使用人才，并将社会精英分子逐步固化在公务员的体制内。因此，中共是用国家公务员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党政混杂的文官行政制度的结合体。新的体系所拥有的诱惑力，比以往纯粹政治官僚体系更加具有国际化的标签，更加吸引社会潜在的精英分子进入官僚体系。

执政党：“领导”干部

中国的文官行政体系制度无论使用怎样的时髦标签，官僚体系中成员均以“领导干部”作为统一的社会身份符号。而作为执政党，中共又“领导著”这些干部。在用中文表述得极为拗口的背后，是执政党将干部高度同一化的现实状态。

中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同时，并没有消除参照苏联社会体系架构建立的干部体制，“党政不分、党管干部、干部决定一切”的苏联模式并没有消失，相反还在某种状态下通过执政党内部的管理模式得到了加强，与1989年苏联解体对中共的心里冲击有关，中共从1989年开始，在内部警告党员切勿重蹈苏联覆辙，这使得中共整个体系时刻警觉著可能被“演变”的危机感，而更加严控可能松散组织架构的因素出现。这意味著，执政党通过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在实质性上没有产生变化。

这样的“危机感”的确让中共有效地让更多的社会精英分子转化成为中共领导干部的一分子，亦让中共有效地“领导”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