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近满分仍遭6所名校拒收　美国高校“种族优待制度”歧视亚裔？

美国佛罗里达州（Florida）18岁华裔生Jon Wang，在刚结束不久的SAT考试（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近乎完美的成绩（1590/1600），其高中GPA为4.65，并曾经赢得佛州学术知识竞赛的冠军；他还热衷于高尔夫运动，甚至为此写了一个针对青少年高尔夫的数据分析程序，并在美国青少年高尔夫（AJGA）排名中位列前200。即便拥有如此出众的成绩与履历，他仍未能跨过哈佛、MIT等六所名校的招生门槛，继而再度惹起对当地大学收生制度的歧视讨论。

“大学说亚裔学生不够有热情，只是去做父母让我们做的事，但至少在我的经历中，事实并非如此。我在高尔夫训练上下了许多功夫，甚至也因此伤心流泪，但这是我想做的，而不是别人叫我做的。”Jon Wang最终入读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他认为原因不在于这些学校在拒绝亚裔学生时给出的堂而皇之理由，而是高校收生时采取的“优惠性差别待遇”政策。

一些倡议团体认为，在《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推动下，美国高校最初为确保少数族裔在校园内有充足的代表性、将种族纳入收生考量的这项举措，损害了亚裔和白人学生的利益。近年来，这些针对美国高校的社会和法律斗争持续发酵，两项关键的法律诉讼预计将于本月内在最高法院画上句号，对美国高校未来的收生政策或产生深远影响。

“优惠性差别待遇”面临审判

在美国，基于种族的收生配额制度属于违宪，但学校可以将种族与学生的其他条件因素——如学业、社区服务、体育运动甚至性格等一并纳入考量，事实上这也是许多高校当前的做法。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会基于申请人的学术、课外活动、体育运动、推荐和性格整合出整体评分，但种族、低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学校的录取决定。据《华盛顿邮报》和VOX新闻网报道，现实中种族因素往往在学生综合条件很接近时才发挥作用。

Wang对福克斯新闻（Fox News）表示：“我把我的考试成绩发给学生公平入学组织，之后他们根据模型进行演算。他们告诉我，我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通过哈佛申请的概率是20%，但如果我是非裔美国人，我的通过概率为95%。”

本月，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面临的两项种族歧视诉讼将在最高法院受审，两项均由保守派法律策略家布卢姆（Edward Blum）领导的“学生支持公平招生”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发起，北卡罗来纳大学被指在录取过程中给予少数族裔优待，伤害了白人和亚裔申请者；Wang以原告身份加入的哈佛大学集体诉讼中，哈佛则被控歧视亚裔申请者。

若学生支持公平招生组织胜诉，允许高校在收生时将种族及其他因素一并纳入考量、来优待“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族种裔”的格鲁特诉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可能会被推翻，甚至禁止高校考虑种族因素。

上述两间大学均否认这些指控，认为种族只在少数收生案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哈佛大学更指，多年来该校招收的亚裔学生比例一直在增加，从2013年的20%增至2023年的29.9%。与此同时，黑人或非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也从2020年的7%，增至今年的12%。

升学机构：需建议学生显得“不那么亚裔”

尽管学校在个别案例上是否涉及歧视难有确切证据，但在学生、家长甚至升学机构之间，亚裔学生在申请知名高校时不利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以至于许多学生会在申请时试图淡化自己的亚裔特征，甚至改变那些符合对亚裔刻板印象的兴趣爱好——钢琴、竞技象棋等，来让自己显得“不那么亚裔”。

得州大学申请咨询公司Ivy Scholars的创始人Sasha Chada表示，其公司协助的拉丁裔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申请中强调其族裔身份，以及他们参与西语裔文化组织的活动，然而对于亚裔美国学生，他们经常给出相反的建议，让他们回避那些“典型的亚裔活动”，以提升入读美国精英院校的机率。她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可不是什么优差，我要去告诉九年级生（相当于香港的中三）有些乐器他们是不能碰的，有些学业追求是他们不能有的”。

事实上，哈佛大学自己的研究机构OIR（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于2013年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也证实了学生和家长们的疑虑。长达10年的录取数据和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亚裔学生在申请时处于不利位置，但哈佛大学不仅从未公布调查结果，也并未对此采取行动。

尽管亚裔身份的升学劣势可能还有其他成因，学生支持公平招生组织对逾16万名学生档案分析报告显示，在将性格因素列为五大评分范畴的哈佛大学，亚裔申请者长期在这一指标上落后于其他申请者，这就让亚裔的劣势究竟是基于种族或成见、还是单纯的性格考量，变得更难以辨明。然而，校方会在申请者其他条件一致时，基于种族做出最终选择，这种差别待遇是无需争辩的。

一直以来，“优惠性差别待遇”的支持者将其视为对历史上的不公义的纠正，在促成这种政策的格鲁特诉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中，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就将其称为历史遗留的“必要之恶”，认为将在25年后变得不再必要。

然而，根据此前最高法院法官的咨询，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将做出有利于原告Jon Wang的判决。这一美国高校收生制度中的“必要之恶”，或许很快也将要提前迎来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