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百岁寿辰：国际政坛上毁誉参半的“中国老朋友”

“下周不可能发生危机，因我的日程表已经排满了。”上世纪60、70年代，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三角外交”中发挥中心作用期间，曾经这样以其独特的幽默方式说道。
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位美国杰出外交家和地缘政治家一直是世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国际政治人物之一，他对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皆作出了卓越不凡的历史贡献，并因而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留名。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他将于本月27日迎来100岁生日。

1923年5月27日，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出生在德国福尔特（Fürth）一个犹太人家庭。15岁那年，其一家在纳粹统治之下逃往美国纽约市。据说，青少年时期的他非常羞涩，很少开口讲话，以至长大后说话仍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1943年，他应征入伍在84步兵师（第970反情报集团军）担任德语翻译兵，并于二战期间曾在德国为美军从事反间谍工作。在部队中，其优越的洞察力得到赏识，成为北约间谍学校的教官。

战争结束返回美国后，他凭借奖学金于哈佛大学修读政治学，以一等荣誉毕业，再于1954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题为《被修复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的问题1812—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的19世纪欧洲外交史研究，为哈佛博士论文中最长的一篇（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长达365页）。

作为一名渴望能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更大影响的开明共和党人，基辛格于60年代成为了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的支持者和顾问。1969年，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任命其为安全顾问。其后，他更同时兼任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

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倡导缓和政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使美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得以缓解。他还曾于1971年曾秘密访问中国，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翌年尼克逊访华铺路，促成新的战略性反苏中美联盟。他于这段期间的工作，使其被视为是参与打造二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少数的奠基者之一。

1976年，在福特总统连任失败后，基辛格转到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教授。鉴于基辛格的杰出贡献，他于1977年获得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平民奖项。

白宫生涯之后，基辛格以个人名义成立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其后，他一直续活跃于政策团体中，并参与政治顾问，又出版了多本书作，并在高龄之际至今仍是屡受邀请的嘉宾，就诸多外交政策发表分析评论。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0年代，基辛格负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及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为当年尼克逊访华的中美高峰会议铺路，并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奠基石，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长达23年的敌对与隔阂，并于1979年建交，从而完成了战略性的外交政策转变。

此后约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先后访问中国接近100次，曾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见面，两人握手久久不肯松开一幕，成为国际政坛的经典一幕。他还与多位中国领导人有交情，常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的《论中国》（On China）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的专门著作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及梳理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并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

纵观其过去数十年来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基辛格反复强调的核心主旨就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对他来说，美中关系已到了关乎人类兴亡盛衰的地步。他在近期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访问时指，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再谈分歧已意义不大，而是应该说：“主席先生，现在和平面临的两个最大威胁是我们两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能力毁灭人类。”

2019年11月，基辛格在美中贸易战高峰期间再次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接见，并赞扬这位“老朋友”为中美关系的贡献，呼吁美国应与中方“相向而行”。

基辛格在内地受到许多人的敬重，除了因为过去在中美关系破冰阶段的开拓性贡献外，其“知华”态度也打动年轻一代中国人，包括其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与独到看法，让许多内地人都深受启迪，经常引用他的名言警句，认同他多年来始终保持理性去看待中国发展和崛起。

柬埔寨被轰炸、智利政变等争议不绝

这位外交奇才虽然有着不少丰功伟绩，惟也不乏批评者。不少人认为基辛格是个基于政治现实、无视道德的权力政客，只要符合他的利益便可达成政治妥协，也会对独裁者予以支持。基辛格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治和情报应该并驾齐驱，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实施明智的政策。1972年，他曾在一次访问中将自己比作“牛仔”，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后来，他曾为此一表态表示后悔。

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其过去处理部份战争与危机时的角色。例如，1968年，基辛格在越战中秘密轰炸柬埔寨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外界指责他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促使红色高棉上台。1970年的智利总统大选中，尼克逊政府曾考虑授权中情局组织军事政变来阻止阿连德就职并重新进行大选，不过计划因政府对反对派的信心不足而流产。

基辛格当时是否支持这个计划外界不得而知，但他在此期间关于智利政府的一些言论颇具争议，如他说“情况已经太严重了，我们不能再放手让他们的选民自己决定前途”、“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放任一个国家，因为其不负责任的人民而走向共产主义”等。

此外，他于1973年与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Le Duc Tho）经过多年的秘密谈判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二人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惟战争一直持续到1975年。后来，黎德寿拒绝领奖，而基辛格则希望交还该奖。其中，1975年支持印尼对东帝汶的血腥入侵，也是基辛格外交生涯上的一个重大污点。2013年，维基解密曝光170万份基辛格时代美国机密文件，曝光了美国敢死队、秘密轰炸战争、暗杀等基辛格幕后操纵的丑闻。

悲观、现实主义的睿智老人

《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一书的作者Walter Isaacson表示，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为这位传奇人物往后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他在自负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中长大。”

美国历史学教授Thomas Schwartz则认为，基辛格常常出语悲观，先天下之忧而忧，“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说，在学术界中，悲观永远比乐观更认为睿智。”他认为，基辛格潜心造就了这样一种悲观者英明的印象。

如今，已临期颐之年的基辛格，虽已患有听力障碍、并有一只眼失明，还曾做过多次心脏手术；尽管如此，他的精神状态依然很好，才思还自保持敏捷，时常就世界当前的重大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弊。

本月初，他在接受《经济学人》长达8小时的访谈中依然脑袋敏锐，大谈中美竞争，也多次讨论对于台海危机的想法。“我们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典局面，双方都没有多少政治让步余地，任何对平衡的干扰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另外，他近期亦对世界末日的暗示作出最为悲观和英明的忠告。对他而言，核武器虽然可怕，但仍属可控范围，对人类来说，数倍于此的灭顶之灾是人工智慧等的科技进步。他认为ChatGPT之类的AI语言处理程式的强大潜能，将改变人类对现实的认知，知识也将被重新定义。他甚至因而说：“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内自我毁灭”。

面对当今云谲波诡的社会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以至全世界应该庆幸今天仍然拥有这名近代外交史上一颗智多星、一株长青树，年届百岁的他仍旧孜孜不倦就美中冲突对抗、人工智能等热点议题月旦世界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