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或迎首位非裔女性　为罪犯辩护玷污仕途？

上周三（23日），51岁的杰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暂译）出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审议听证会。一旦最终确认，她不仅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亦将成为唯一一名有公设辩护律师背景的大法官。

此次任命是民主党籍总统拜登（Joe Biden）在2020年竞选活动中的承诺之一：让性别、族裔背景更多样的法官进入联邦司法机构，以及为最高法院增加一名非裔女性法官。美国历史上曾经受任于最高法院的115名大法官中，只有过两名非洲裔法官，均为男性。

任命经审核确认后，杰克森拟接替83岁的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布雷耶是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最年长的一位，预计在今年6月底本届结束后退休。由于布雷耶属于自由派大法官，杰克森的继任将不会改变目前最高法院6：3的保守派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而73岁、第二年长的保守派非裔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日前因细菌感染入院。

“总统不是国王”

在杰克森此前参与的法律案件当中，备受瞩目的一项裁决是任职华盛顿地区法官时，针对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调查案件，杰克森期间裁定，特朗普的前白宫法律顾问麦克加恩（Donald McGahn）必须遵守国会的传票，就特朗普可能阻碍特别顾问的调查提供证词。

她在2019年11月的法院意见书中写道：“简单地说，从过去250年的美国历史记录中得到的主要启示是，总统不是国王，”她写道。“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忠诚或血缘约束的臣民，他们有权控制他们的命运。相反，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白宫的现任和前任雇员为美国人民工作，他们宣誓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此外，她还在2019年阻止了特朗普加快遣返部分非法移民的计划，并在2018年反对政府提出的便于解雇联邦雇员的建议。

公辩律师稀缺

近几十年来，美国联邦法官的职业背景大体离不开这三种：企业辩护律师、检察官或从政，许多法官则兼具当中的两种甚至三种条件。目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有七位大法官曾担任过企业律师，七位曾在白宫或政府部门工作，五位曾担任检察官，唯独没有曾任职公设辩护律师——也即为无力聘请律师的低收入或刑事被告辩护的律师。

2005年至2007年，杰克森曾作为由政府支付费用、法院指定的律师工作，期间她曾为关押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监狱的囚犯辩护，该监狱在911恐怖袭击后曾作为被拘留者的监狱。杰克森代表她的客户起草法庭文件，反对对关塔那摩湾被拘留者进行定期审查，并呼吁对他们早日作出审判或释放。而这一点亦在此次听证会中遭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的抨击和质疑，称她“为这些恐怖分子辩护”。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前民主党人不愿任命有公辩经验的人选就职最高法官，这些候选人容易被相关“罪名”玷污，且往往会被质疑对犯罪活动软弱或存有同情心。

此外，企业律师、检察官这些履历往往更容易吸引法学院的精英毕业生。为大企业辩护的高调案例、高额的薪水，其所积累的人脉、财力更容易帮助他们与在联邦政府官员连系，从而有助于建立联邦法官的仕途。

对于有过企业辩护经验的律师，共和党自然因为其潜在的亲商立场、推进企业利益的能力而对其有所青睐，民主党人则认为这些候选人形象更加温和，有助于获得共和党的支持而顺利就任。

但这却引发了美国联邦法院整体亲商的隐忧。尽管美国法律界对于这种倾向是否确实存在仍有争议，但有研究结果指出，具有检察官或企业律师背景的法官在工作场所纠纷中明显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雇主的裁决。进行该研究的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法律教授Joanna Shepherd表示，奥巴马届内被任命的法官当中，有企业背景的法官做出有利于雇员的裁决的概率较其他法官低36%，有检察官背景的法官则比非检察官出身法官低50%。出于这原因，美国近年有进步派法律团体、法律界人士呼吁让更多不同背景的候选人出任法官，而最高法院亦是如此。

杰克森花了大量时间为社会弱势者辩护，她在职业生涯的其他阶段也曾撰写了关于司法系统不公正的文章，还在联邦判决委员会（U.S. Sentencing Commission）任职——该委员会推动减少了大规模监禁。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会运动所引发的刑事司法改革潮下，有公辩律师经验、曾为穷人、犯罪者辩护之士进入联邦法院甚至最高法院，在民主党政府之下也是能够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