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佣经济・二｜东南亚外佣输出有望　亚洲市场需求愈发迫切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处于从制造业中心向亚洲金融中心进发的转型期，经济腾飞，为面对女性大量走入职场而产生的家庭佣工短缺，政府开始引入外籍家庭佣工。适逢1974菲律宾经济走入低谷、失业严重，开始对外输出劳动力，菲律宾姐姐自此成为亚洲佣工的先锋部队，也是全球化浪潮下“互惠互利”的地区发展模式范例。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大潮让外佣模式在亚洲变得愈发重要。据国际劳工组织，到2050年，亚洲每四个人中就会有一人年龄大于60岁，对于东南亚外佣的需求预期也会上升。香港的“姐姐荒”在疫情后也许得到舒缓，但长远对于外佣的依赖似乎将越严重。
【此为外佣经济专题报道之二】

成功的“香港故事”

菲佣来港的“成功”故事，只要看到每周日熙熙攘攘的维多利亚公园、中环的遮打花园便可切实感知。具体到数字上，数据分析公司Experian和香港慈善机构Enrich2019年共同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若没有外佣，适龄香港母亲中将只有不到一半能够参与就业；有外佣，劳动市场参与率则增至78%。

70年代市场打开，香港在80年代出现菲律宾佣工数量的激增，而菲律宾的就业率也在80年代后半出现了可观的增长。90年代起，印尼和泰国亦开始效仿菲律宾输出外劳，来应对两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前者由于经济受国际油价影响严重而陷入长期经济低迷，后者则在国际经济危机、美国投资减少、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下经济萎靡。十多年以后，印尼输出的外佣迅速占领市场，成为台湾最大外佣群体，在香港占比亦超过40%，略次于菲佣。

随后跟上的还有泰国、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缅甸等国家，但由于输出和输入地政策、市场反应等原因，总体来看规模均未达到与印尼、菲律宾比肩的程度。

另一方面，与香港几乎同一时期出现产业升级、继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台湾亦开始放宽了外劳引入政策，菲佣以家庭看护工的身份涌入台湾。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此外还有日本，也开始以菲劳填补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空缺。至2000年左右，菲佣在这几个主要输入国均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印尼佣工则是在后来的十多年间，才渐渐壮大至台湾外佣的主流，在香港则也接近半数，但数量仍次于菲佣。

菲、印籍姐姐各有所长

随着印尼、泰国、越南等国纷纷效仿，菲律宾虽因抢占先机而仍占优势，但长期“霸权”离不开政府和中介机构打出良好的英语水平、更高的教育水平的招牌，努力推销。事实上，哈佛大学2008年一项研究就显示，过半数菲佣拥有大学学历。菲律宾外劳专家Mary Lou Alcid称，菲律宾女性传统上多就读护理、教育专业，不少无法取得资格证的人便会考虑来港工作。

不过，相比之下，仅少数拥有高中以上学历、不谙英语的印尼姐姐，在外佣中介标榜“朴实”、“顺从”的营销口号下，在台湾、香港也成功抢占市场。

亚洲市场需求愈发迫切

从整体来看，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仍是亚洲两个最大外佣输入地，台湾略居其后，日本和韩国外佣总量相比之下则少得多。根据香港政府的预估，到2047年，香港的外佣数量将会由目前近40万增加至60万，来应对成倍增长的老龄人口。除了菲佣和印佣这两大主力，港府近些年也多次与孟加拉、柬埔寨等国交涉，试图进一步拓宽市场，但尚未见明显增长。

不过，在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现实下，一些对引入外佣较为谨慎的地区或国家或许不得不进一步放宽限制。其中，日本在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下，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为解放女性劳动力，推动了向菲律宾、印尼、老挝、柬埔寨等多个东南亚国家开放外佣输入的政策，惟工作签证条件苛刻，申请者需要通过两个月的培训、技能测试，更需对日语和日本文化有一定掌握。据《日经新闻》报道，该政策于2017年起试行，计划至2021财政年度雇佣共3,000名外佣，但结果却远不及政府的预期。

与此同时，值得留意的还有内地政府的政策动向。原本在2017年与菲律宾政府达成的外劳协议最终不了了之，但深圳政府近日出台文件（《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创造消费新需求的行动方案（2021－2023年）》），提及将探索试点引进外佣，并加快研究实施范围、实施机构及服务对象等。

据香港雇佣公会主席陈东风，现时内地聘用保母的薪金大约5千至7千元人民币，比本地外佣最低工资4,630元较高，此外还有居住空间等方面的因素，相信会带来很大竞争。早在2017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就曾经表达过忧虑：“如果（内地雇主）愿意支付比香港高一倍的薪水，那么我（相信）我们目前19万菲佣中会有将近一半离开。这会是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