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埃及人：是法老的子民　还是真主的信士？｜史海钩沉

埃及教育部课程发展中心主任沙拉比（Nawal Shalaby）于日前宣布将于下个学年度起，向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传授古埃及圣书体文字（Hieroglyph）。沙拉比强调称，古埃及的历史、文字与古迹，都是令学生欣赏与了解他们祖先文明的更好途径。尽管此消息未在国际舆论上掀起多少波澜，但其折射的却是当代埃及民族认同的二重性：既是古埃及文明的后裔、又是曾高举反帝大旗的泛阿拉伯运动的领袖。

阿拉伯血统、宗教与文化是埃及人绝不否认的印记，这也成了他们形塑民族主义、借以反抗英国殖民的最有力武器。但由于在这块尼罗河馈赠的黑土地上，曾哺育过更古老的文明，偏偏该文明又早在多次外来文化的入侵与同化下消失无踪，因此如何认识与嫁接这份文明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免教埃及人迟疑。而将这份迟疑引燃成战火的最知名人物，则是标榜“法老主义”（Pharaonism）的埃及文学家侯赛因（Taha Hussein，1889─1973年）。

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侯赛因就已主张有别于阿拉伯人的民族身分。他于1933年宣称“法老主义深植于埃及人的灵魂中……在成为阿拉伯人前埃及人是属于法老的”。侯赛因还认为“埃及人迄今仍屈服于波斯人、希腊人以及来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憎恨与侵略”，同时又称埃及人其实没多少阿拉伯血统，企图将埃及人营造成一支千年来饱受外患的受难民族，以此激发埃及人的特殊性与国民性。不过，侯赛因的论点立刻引来驳斥。

同为埃及人、日后还出任首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阿扎姆（Abdul Rahman Hassan Azzam，1893─1976年）提出质问，要求侯赛因“在阿拉伯穆斯林是暴力的侵略者这说法上提供具体事件”，并声明“埃及人接受了阿拉伯人的信仰、阿拉伯人的习俗、阿拉伯人的语言、阿拉伯人的文明，由此变得比阿拉伯人还阿拉伯人”，还强调埃及人的血统来自阿拉伯无误，彻底否认埃及人与古代的法老子民有任何关系。

不难发现，无论是侯赛因或阿札姆，两人都将古埃及历史与阿拉伯人认同截然两分并令其对立，但这显然不是个好方法，毕竟这属于埃及土地上曾辉煌一时的过往，怎么样也忽视不了，因此后人遂有折衷的论调。譬如叙利亚作家哈蒂布（Muhibb-ud-Deen Al-Khatib，1886─1969年），他引用埃及首名本土埃及学家艾卡马尔（Ahmed Kamal，1849─1923年）编纂的古埃及语辞典，声称在比对古代埃及语与现代的埃及阿拉伯语后，发现两者无论在发音与语义上都类似，由此推论古埃及语其实是阿拉伯语的另种方言。

哈蒂布甚至还大胆地推测，传说中的古埃及首名法老美尼斯（可能统治于公元前3200或3000年）也来自阿拉伯半岛，企图将古埃及文明与后起的阿拉伯人勾连到一块儿。这种作法似乎毫无学理根据，但也反映古埃及的存在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只要没能满意地将其与埃及人的民族糅合在一起，那么有关埃及人的阿拉伯属性的争论必会没完没了，甚至冲击泛阿拉伯主义的统一大业。再说，富庶的埃及自古即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与商业重地，一旦埃及的反帝反殖民运动别树一帜，那对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讽刺的是，这些政要文人的争辩仅停留于上层之中，对大多数不识之无的埃及人根本没丝毫影响力。因此埃及并未像侯赛因所主张的那样彻底自裂于阿拉伯世界之外，只有少数政客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下不肯驰援阿拉伯同胞，如埃及首相扎格卢勒（Saad Zaghloul，1859─1927年）曾在巴黎和会期间表明“我们的事情是埃及人的事情，而非阿拉伯人的事情”，拒绝同领导阿拉伯起义的哈希姆家族合作。但其后埃及仍抵御不了紧拥阿拉伯兄弟的期望，并扛起领导阿拉伯人的大旗。

从法鲁克一世（Farouk I，1920-1965年）企图出任哈里发统合阿拉伯世界、再到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1918─1970年）于1958年与叙利亚合并创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在一次次中东战争里吹响反击以色列的号角、声言支持巴勒斯坦人，无一不是以泛阿拉伯主义的精神行动。在彼时，埃及不但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更是全球反帝国主义的中心之一，埃及人的自豪感空前无比。

然而可惜的是，埃及的民族复兴大业外有英、法、美等强权的粗暴干预，内又面临同样自居为阿拉伯中心的叙利亚、约旦、沙特等国的挑战，最后功败垂成。在国力严重受损的窘境下，萨达特（Muhammad Anwar el-Sadat，1918─1981年）不得不转身与以色列和解，更谋求埃及本土的利益。但萨达特以降的埃及人并不认为“埃及人”与“阿拉伯人”是不可调和的身分矛盾，萨达特本人就自称“而我，则可以而且很自然地是一个爱国的埃及人、一个阿拉伯人”。穆巴拉克（Muhammad Hosni El Sayed Mubarak，1928─2000年）也强调自己是埃及人也是阿拉伯人，并认为不管阿拉伯人有多大分歧、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不容置疑。最强烈的证据，就是迄今埃及宪法仍开宗明义地在第一条标明“埃及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份并致力于实现其全国统一”。

只是衰弱的埃及如今连内部冲突都难以弭平，更遑论再度担当阿拉伯领袖的重任。此外，埃及境内尚有一部分自罗马帝国时期残存至今、信奉东正教的科普特人（Copts），他们自认是更纯正、更古老的“埃及人”，与“外来”的阿拉伯人迥不相侔，并仍会在宗教仪式里操用源自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故是法老文明的真正嫡系后裔。雪上加霜的是，流亡欧美的部分科普特人，还试图制造出自己是被阿拉伯人迫害的少数民族的形象，好借此游说西方国家干涉埃及内政。

尽管科普特人人数仅占埃及人口的5％左右，但在经济与社会上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因此历届埃及政府若非裁抑就是笼络他们。如现任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Saeed Hussein Khalil el-Sisi）便强调“埃及公民不存在宗教信仰的区分，其共同拥有‘埃及人’的身份认同”，甚至屡次于东正教圣诞节亲临教堂祝贺，并将该节日列入全国法定带薪假日，企图强化埃及人的共同体意识。

所以即便面临科普特人自命古埃及继承者的竞争，大多数埃及人仍不否定古埃及文明是国家历史的一部份，并以此傲视其他海湾国家──虽然该文明的传承早已断裂。但不管怎么说，埃及民族认同中的双重性，其实本就毋须判然两分，兼容并蓄更能显其社会的大度，同时身为法老王朝的后代、又是真主安拉的信士，难道有何不可吗？只是，比起传授难学难懂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来强化学生对国家与传统文化的热爱，在全国仍有近30％人口是文盲的情况下，埃及倒不如先改善教育普及的问题会更切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