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故事.美国篇】病毒与极右军团:白衣天使卷入政治漩涡
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牵连的除了是公共卫生范畴,还揭露长久以来的“政治病”。各国前线医护人员亲睹生离死别,同时是社会抗疫战的第一手监察者。执政者的抗疫方针不到位,医护人员感受最深切,而政治驱动的抗疫措施及言论,更进一步将他们拉进政治漩涡。综观全球,白衣天使陷政治势力的博弈,相信美国最能反映出这种情况。
此为【全球医护故事】系列报道之三
【全球医护故事】系列报道
截至5月18日,美国累计录得超过148万宗确诊个案,逾8.8万人死亡,属全球最高。不过如今美国舆论焦点已落在何时放宽限制措施和重启经济活动。要求解禁的示威活动愈见频繁,部份示威者指摘禁制令是“暴政”、“独裁”,侵害个人自由。 加上生计不保,不少人要求马上重启经济活动。
极右示威者与医护对峙
部份要求放宽禁令的示威者认为,禁令剥夺人身自由,高呼:“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在密歇根州(Michigan),甚至有示威者带上枪械武装进入州议会大厦,要求民主党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解除封锁禁令。同时,这些示威当中,不少是挥动着支持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旗帜。有评论认为,这类示威是由亲特朗普阵营的右翼团体所号召,加强美国国内,尤其是中西部郊区白人选民群体的向心力。特朗普更接连为这些示威者说好话,反指不少州长、巿长的限制过度严苛,在Twitter上要求“解放”这些州份(都是民主党州份)。
不过,示威现场亦出现“唱反调”的声音支持当局维持禁令,这身影正正包括不少前线医护人员。他们穿上工作制服,在反禁足示威者面前默站对峙,同时呼吁他们尽快回家,免得加重疫情。当然,亦有示威者不满示威医护,当面斥骂,甚至指他们是“假扮”的。
“很多人认为自己年轻力壮就不会患病,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多留意,保持社交距离及个人卫生,那就不会传播病毒。”美国加州湾区的医生Alexander Hoffman虽然对反禁足示威不置可否,但他认为,这批人大概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限制令的真正意义是:保障自身性命安全之余,更要确保疫情不会影响其他诊疗工作,避免加重医疗系统负荷。
“我见到很多父母带子女出外踏单车。如果他们踏单车期间受伤,可能要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这变相将他们暴露于高危环境之下—这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Hoffman举另一种情景作说明,指出为何所有年纪的人都不应在疫情高峰期出门。封锁禁令除了避免病毒迅速传播,更要减轻医疗服务负担。
“这个国家优越得大家都想像不到有日会求医无门。”Hoffman表示,对那些违反居家令的民众感到很不满。
一众医护人员既要站在抗击疫情的前线,更要站在这批要求放宽禁令的示威者面前,并展开一场原可避免的唇枪舌战。
将医护人员卷入政治漩涡的主因,其实归咎于政府调配失当的抗疫政策。对于何时适合放宽禁令,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内疫情的可控性。然而,早在疫情初期,已有医护人员不满联邦政府迟迟未能有效扩大病毒检测规模,结果埋下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导火线。与此同时,无论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迟迟未能制定一致性政策及防疫时间表,对于何时解除禁令、何时重启经济等疑问,也未能提供合理而有力的解答。公权力产生信任危机,深化了示威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龃龉裂缝。
本来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下,医学专家理应是解答这些问题的权威。不过,特朗普政府在给予大众的防控疾病建议、给予州政府参考的禁令规范准则等方面,多次无视医学专家意见。
上月底,美国疾控中心(CDC)综合顶尖公共卫生学者研究及意见,准备发表一份建议各方逐步解除封锁措施的指引报告。不过,此报告一度被白宫中人搁置。事件经美联社披露后,指引报告才重新被送往白宫行政部门审视。
医疗科学跟政治的角力
特朗普本人不时发布不符医学常识、缺乏科学理据的资讯,与专责抗疫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唱反调。譬如特朗普多番提倡抗疟疾药物“羟氯喹”及“氯喹”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然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已发出警告,指该两款药物可能会引发严重副作用;他又曾在记者会上建议,研究以强紫外线照射或把消毒剂注进人体。
此外,特朗普又把病毒及疫情政治化,借以攻击中国,包括早期常把“中国病毒”挂在嘴边。拥有亚裔血统的Hoffman表示,疫情期间虽然没亲身经历过歧视,但见过朋友在Facebook发表歧视华人的笑话。“我们的政府、总统把病毒标榜为‘中国病毒’,把自己的防控不力,卸责于中国。”
凡此种种,皆暗示了特朗普政府忽视医疗科学的专业性,对民间医护声音置若罔闻。这不单将医护人员带进由疫情诱发的政治漩涡之中,更不幸地放之于角力场的对立面。
从抗疫前线站到政治前沿
“请相信我,很多医生宁愿少谈政治。现在,医生的其中一项紧急任务是背负起推动公共倡议的工作。”曾在2018年代表民主党出战众议院但落败的医生戴维逊(Rob Davidson)在《卫报》撰文,以《大多数医生都不想成为政治活跃份子,但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我们行动》为题,批评美国政府最初发布非建基于科学的疫情“假资讯”,也没法有效制订措施,提供保障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令急症室里的“兄弟姐妹们”成为炮灰。
“政府应对疫情的处理手法,令我们十分失望,在美国人的性命危在旦夕之际,数以千计医生成为了政治活跃份子。”戴维逊写道。
事实上,在过去数月,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绝不限于美国。印度有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投诉防护装备不足,被当局以制造社会恐慌为由拘捕,警方更强迫当事人承认所发帖文是“假消息”。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多次形容新冠肺炎只是“小流感”,又在集会上为蓄意袭击医护人员的支持者护航,并呼吁各州政府放宽居家令,甚至解雇坚持全国实施社交距离措施的前卫生部长曼德塔(Luiz Mandetta),公然与科学专业切割。医护组织只好自行发起宣传活动抗衡,例如将戴口罩的耶稣影像投射到里约热内卢基督像,呼吁大众切忌松懈及低估疫情之严重性。
面对新冠肺炎此等全球危机,各国科研专家埋首找出根治问题的办法,但往往因为政客的短视目光及功利的政治考虑,令本应以科学为依据的抗疫工作,渗入了不少政治盘算,令一班在前线打仗的前线医护更加辛酸。
上文节录自第214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18日)《限行VS解封 白衣天使卷入政治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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