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西方激辩二战爆发起因　谁还记得中国战场？

欧美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二战历史话语权争夺战，再度于5月9日，也即欧战胜利日前引爆。先是2020年5月6日美国国防部于网站上发表《欧战胜利日：庆祝、反思的时刻》（Victory in Europe Day: Time of Celebration, Reflection），称“冲突始于1939年，当时德国与苏联入侵波兰”，仅强调美军牺牲超过25万人，绝口不提苏联与其他盟国的作用与伤亡，最后更称欧战后“被盟军解放的西欧地区将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而被苏军解放的东欧则遭占领数十年”。

接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于5月7日与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外长共同发表纪念欧战结束的声明，内容指“中欧与东欧仍在共产政权被统治近五十年”。这立刻引起近年来不断呼吁重视苏军在二战贡献的俄罗斯不满。

俄外交部迅即于5月10日谴责道：“我方对扭曲我国在击败纳粹主义过程中所做贡献的企图感到极度愤慨”。多国声明还强调“未来应以史实与极权政权受害者的正义为基础”,并暗讽引发二战与战后欧洲分裂的事件的操弄是“伪造历史”，形同声讨对俄罗斯等被西方定义为“极权”的国家的思想动员。且说来讽刺，与美国一道发出声明的匈牙利与罗马尼亚，都还是轴心国成员。

这种二战起因与罪责的争辩由来已久。譬如欧洲议会于2019年通过决议案，指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二战的爆发铺平道路”、声称苏联资助希特拉侵略西欧。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对此驳斥称1938年《慕尼黑协定》才是二战根源。

若细究这些历史争端，可看出有两点问题值得关注：一，苏联的战时作用确实被片面解读；二，无论是俄罗斯或欧美国家，都怀有“西方中心论”的成见，忽视更早之前爆发的中日战争才是二战之始。

苏联与纳粹德国合谋瓜分波兰是不容抹灭的事实，但若因此将战争责任全归罪苏联，否定其击溃纳粹的贡献，又过于偏颇。毕竟早在1933年纳粹兴起之初，苏联就不断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防堵法西斯主义国家，比如向美国建议签署中苏美日四国互不侵犯条约、向法国提议建立同盟，甚至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爆发时，立刻援引与捷克斯洛伐克间的互助条约，集结大量军队准备声援，但捷克斯洛伐克终在英法两国对希特拉的绥靖下遭至牺牲。

接着当英法于1939年派代表回应苏联的结盟探判时，英国外交大臣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881─1959年）竟又同时宣布欲改善对德关系，愿考虑希特拉高举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问题。但只要略知《我的奋斗》的人，都明白“生存空间”便是指侵略东欧土地，以供德国人使用。英国如此两面态度，自然使苏联畏惧英法是否要联德反苏。

故当希特拉派出外长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年）示好时，苏联最终选择与德国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连英国工党党魁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年）都替苏联抱不平，称“英法外交家们对待苏联政府是那样的随便，以致于假若是这样对待我们工党，我们也会像史达林那样签订1939年8月23日的条约”。

英、法、美等国对德国的妥协与敌视苏联，俱是撇清自身在维护和平上的不力，以及“反共比反纳粹更重要”的心态，更回避苏联在二战时拖住大批德军、以及付出2,700万军民死亡的重大牺牲——而这种心态在对待中国对日抗战时，同样显露无遗。

如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英法领导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一战后成立的类同于联合国的多边组织）就不愿对日本有过多苛责，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Francis Oswald Lindley，1872─1950年）还认为该归咎“中国人不断地破坏日本的地位”、“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显然有可能有益于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甚至还庆幸日本是往中国扩张而非澳大利亚。可见在欧美列强的眼里，只要中日“冲突”赶紧结束、别妨碍渠等利益即可，至于中国被牺牲了多少主权或领土，绝非什么要紧的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再度向国际联盟申诉，又敦促英美尽速召开《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制止日本，但英国、澳大利亚、波兰等都反对宣吿日本为侵略国，英国首相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年）甚至无视日本侵攻，向下议院扬言“到这个会议上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在这里扩大战争”。因此九国会议最后仅是空泛地要求中日停止战争。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遂说道：“我所需者不止感激好意”。但列强既吝于援华，中国只得孤军抗战。

即使在抗战期间，英美各国仍不时替日本提出“调停”方案，但实质上都是变相要求中国投降。有次蒋介石干脆斥责英国代办“不当受倭之要求转达……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

美国国务院的顾问洪贝克（Stanley Kuhl Hornbeck，1883─1966年）甚至对前来求援的孔祥熙与王正廷劝道：“不要和外国政府起争端”。即使在孔王二人强调“总有一天美国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除非这个侵略被中国牵制住”，但美国仍拒绝援华。且美国虽然宣称遵守门户开放政策、不承认伪满洲国，却在该年度向日本出口2.89亿美元，并销售大批石油、废铁等战略物资。更雪上加霜的是，英法两国还同日本妥协，于1940年相继关闭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

这种情形，直到日本陆续攻下英、法、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乃至偷袭美国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才开始关注中国战场。但即便如此，欧美各国仍维持“重欧轻亚”的策略，更不肯正视国军对日军的消耗作用，即使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承认“假如中国被击溃，试想日军将有多少个师团可以因此调配至其他战线”；即便是向来有浓烈种族主义倾向的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1874─1965年）也坦承“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然而，无论在当时或今日的西方叙事主流里，中国的付出都未被大幅介绍或肯定。

不管是欧美国家或俄罗斯，都同意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二战结束的标志，而非5月欧洲战场结束，可是至于二战究竟由何时开始，却一直咬定欧战的爆发才是开端。如在俄罗斯，“卫国战争”的序幕是1941年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在欧美各国，二战的开始则是1939年德苏吞并波兰。

至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乃至1931年日本吞并中国东北，都不被视作二战开端。仿佛西方国家的受害才是受害、西方国家愿意开战时才算战争。然而，中国难道不是二战反法西斯国家的主力国与受害国吗？难道中国的痛苦与牺牲，比不上被侵占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吗？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展现，对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的惨痛代价，无疑是极大的羞辱，更是在无形中低估日本侵略的破坏与粉饰其罪恶。

英国学者米特（Rana Mitter）认为，冷战的产生和中国的“赤化”，导致西方不愿多提苏联与中国的战时贡献。确实如此，这从欧洲议会的决议与蓬佩奥的声明即可略窥，他们在宣言里谴责更多的是昔日的“共产盟友”，而非纳粹敌人——这种二战话语权的争辩，其实本质仍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余绪，援引历史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图撕裂各国间的历史认同，替地缘政治服务。

但这种记忆战争的危险性不仅有碍国际和平，更直接影响当前世界格局。毕竟联合国的诞生、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以及部分国家的领土范围和亲疏关系，全源自二战战果。一旦苏联与中国的抗战被刻意忽略甚至否定，那么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协调机制根基势必遭动摇。倘使妖魔化中俄的舆论成为西方社会主流，那么最能从中牟利的，也势必是想瘫痪多边组织、摆脱国际和平制约、奉行单边主义的强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