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有话说】从鼠疫到肺炎　欧洲人正逐渐找回被遗忘的口罩记忆

4月，欧洲和北美政府在政策上进行了180度大转变：从特朗普的美国到马克龙的法国，现在西方多数政府都建议公民戴口罩。在抵触、嘲弄东亚各国戴口罩数月后，戴口罩终于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此次疫情的共识。从外科手术口罩到可重复使用的布制口罩，这些新物件已经慢慢走进了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和观念。
《香港01》就此采访两位法国专家，浅谈法国社会对口罩的矛盾感情。

安妮-玛丽・穆兰（Anne-Marie Moulin）是一位是医学及哲学双博士，她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哲学与科学史研究室（SPHERE）的名誉研究员。艾美玲（Evelyne Micollier）则是专门研究中国和东南亚的社会健康与疾病的人类学专家，曾在中国大陆、台湾和老挝生活，如今在法国发展研究所（IRD,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非美亚世界社会研究中心（CESSMA,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 on African, American and Asian worlds）担任研究员。

从两个不同但互补的角度，两位专家向我们讲述了西方人对口罩的隐藏意义和故事。

“口罩”与“面具”在英文及法文中皆为同一词

穆兰和艾美玲都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提及Mask或Masque，人们首先会想到“面具”而非“口罩”，两个物件在英文及法文中都是同一个词。人们所联想到的也是与健康卫生无关的东西（譬如狂欢节、偷贼、阴谋者等等），但在欧洲的历史，口罩或面具其实很早就扮演防疫的角色。艾美玲在她研究中发现，在中世纪黑死病期间，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人有些会戴口罩来免受鼠疫的侵袭。

但事已如此，随着最近新冠肺炎的到来，欧洲人防疫工具中为什么没有口罩呢？根据穆兰的说法，欧洲医疗历史的综述显示，口罩的使用并没有普及到普通民众。

“口罩至少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作为鼠疫医生的装备（包括保护眼睛的眼镜和对抗瘴气的喙)，但这种装备从未被除专家以外的人口采用。”

后来，当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的研究开启了微生物的无形世界，口罩又回到了医疗领域的前沿，作为外科手术的工具。那时候，它们在手术室内保证无菌环境。

然而，外科口罩却没有在普通人的生活里传播开来。相较之下，洗手、咳嗽打喷嚏时捂住口鼻、避免随地吐痰等却成为了礼节。正是在巴斯德的研究后，“禁止随地吐痰 ”的牌子在公共场所出现，而戴口罩却没有成西方人的习惯。

被刻意遗忘的“疫情记忆”

对穆兰和艾美玲来说，欧洲上个世纪的口罩历史被刻意遗忘了。在20世纪的某些关键时刻，口罩的使用范围扩大，但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从档案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口罩在欧洲很普遍，但一战后几乎完全消失了。根据艾美玲的说法，这次流感从“流行病的记忆”当中被排斥，因为恰逢一战的最后一年；这使得人们很难区分因战争死亡和因流感死亡的人数。

对穆兰来说，即使有被保存好的20世纪流行病期间的照片（比如戴着口罩的警察、护士、交通协管员），对欧洲人来说这些照片也带有一些令人恐惧的光环，被视为异常行为。这一点今天也可以看出，现在支持戴口罩的欧洲团队都在努力地用时尚的、吸引人的面料来改变大家对口罩的偏见。

在欧洲开始爆发新冠肺炎时，这种对口罩的偏见还是很明显的。当艾美玲在法国提出防疫可能会需要戴口罩时，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被取笑。

当艾美玲在法国提出防疫可能会需要戴口罩时，她的想法被取笑。

在法国，就在“封城”前，我有机会与驻法记者交谈。当我告诉他们，也许面对疫情浪潮的“理性”和更有效的应对措施应该包括戴口罩时，他们真的笑了。我最近刚从中国和香港的考察回来，我自己也曾在北京经历过禽流感流行，也就是疫情风险专家...但我的论点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有人对我说：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能让人戴口罩呢？人们是不会听话的。他们只会一笑而过。政府要再次失去公信力了（他们所指的是法国2019年和2020年的社会运动）。

法国人的“东方主义 ”：口罩几乎只与“警察、专制、集权”有关

其实，在新冠肺炎到来之前，欧洲人对口罩已经很熟悉了：他们见过亚洲人戴。口罩成为了令人联想到东京、新加坡或香港等亚洲大城市的形象之一。但西方人并没有把自己和这个形象联系在一起。艾美玲指出：

亚洲人会被视为偏执、温顺、习惯于被控制，缺乏批判性思维等等

“提到口罩，亚洲人会被批评，他们被视为‘偏执、温顺、习惯于被控制，缺乏批判性思维等等’。通过刻板印象和贬义语义，这种话表明了对这些国家的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些社会中的集体形式被视为与专制政权有关，个人的‘解放’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当1月中国爆发疫情时，艾美玲指出，在法国媒体报导中，口罩几乎只与“警察、专制甚至极权国家”有关，只是加强人口控制的工具。她遗憾的是，那时没有研究过公共卫生或疫情风险管理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在宣传这种形象。当然，媒体和专家忽略的是，疫情爆发后“戴口罩的现象迅速蔓延到更有‘民主’的其他东亚国家”。

对艾美玲来说，这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在早期阶段无视疫情的借口。

从拒绝到重新审视　西方人终于要戴上口罩了吗？

不过，当疫情从亚洲来到欧洲时，人们的心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意大利等重灾区，戴口罩的现象蔓延得非常快。随着感染者数量的增加，人们的恐惧和保护自己的欲望也随之增加。穆兰解释说：

“人人戴口罩已经成为民众的需求，到目前为止，由于医疗系统中口罩的短缺，法国政府一直淡化宣传。但有一些自认被传染风险高的人，如的士司机等，则一再要求自己能戴口罩。”

西方国家政府只是在最近几周，鉴于疫情的发展，才改变了政策，开始鼓励戴口罩。

西方人会否“再适应”戴口罩？

和01的交流中，两位研究者不断提醒我们，欧洲人对戴口罩的历史是复杂的。它远非仅仅是 “文化”的问题，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社会、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冠肺炎危机将成为这段（戴口罩的）历史的高潮。据艾美玲说，这一次口罩不会再被遗忘：“习惯需要花一段时间养成。考虑到目前疫情的演变，我们在封城后也会被强制（或强烈建议）戴口罩。因此，欧洲人终将重新适应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