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平民日记：疫情下欧洲的封城、失业与亚裔歧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为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值此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经历令人悲伤，有些人的经历则可令人会心一笑。
《香港01》尝试联系那些愿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将其不平凡的内容予以呈现，希望能带读者更清晰地认识、理解、看待这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经历。

进入3月，欧洲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重灾区。据统计，截至3月31日，欧盟国家和英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6万宗，死亡个案达2.6万宗。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均已实行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

短短数周内，欧洲民众卷入这场全球大流行的旋涡中心，他们的生活如何改变？又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香港01记者采访了6位欧洲居民，当中有本地人、也有留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士。他们谈及疫情下被打破的日常，以及防疫观念转变、种族歧视。

一个华人孩子跟我说：“我在学校已经没有朋友了。”

Pauline是一位专门服务儿童的急诊医生。她形容，当看到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并在 10 天内建立一个全新的医院，“感觉就像一部电影”。而同一时间在法国，她身边的医生朋友都说，这种病毒不比普通流感厉害，不用着急。

不过，当法国决定更积极地应对疫情后，医院需要重新配置医疗团队和设备，这给 Pauline留下深刻印象。她回忆道：“当所有军事医护和全科实习生都要被政府征召、建立新部门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正在开始一场关于健康的战争。”。

Pauline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3月16日的电视讲话曾让她感到烦恼，因其在发言中并未使用“隔离”或“封城”等字眼。她认为，必须采用更强硬的手段，为这场“健康战争”进行风险管理。

这位医生忆述，早在疫情爆发初期，有一个法籍华人小孩来看急诊，悄悄告诉她：“请别告诉我妈妈，但我在学校已经没有朋友了。”那时Pauline才明白，就连年纪尚小的华人面孔，也要承受歧视的重担。

第一次开疫情会议，就像世界末日电影的开场白。

三月初的一天，François的上司召开会议，在约30名同事面前解释：即日起，政府的工作程序将会重新调整，以便国家应对疫情爆发的危机。对François来说，这场会议有如一部世界末日电影的开场白。

他批评法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政策，认为其非常南辕北辙：当局想要应对病毒，但又害怕影响经济，最后还是怠慢处理。François希望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应该更关注人类和世界的健康，这比经济或消费更重要。

François称，他有一个越南同事，因疫情遭受不少歧视。例如这位同事乘坐公共交通时，很多人不想坐在她旁边，进入车厢后也会与她保持距离。

现在排队购物，人人保持起码3米距离。

Rémi住在法国东部，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自疫情在欧洲爆发以来，他为法国传媒画了不少关于新冠肺炎的作品。

Rémi回忆， 最初得知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他感觉如同“听到蚊子在遥远的国度传播疾病”，一点也不着急。但现在的他每天只外出一次购物，最近更会把新买的东西先放在门外，第二天才拿进家中。不过Rémi表示，“封城”期间自己工作更放松，也有更多时间看书，他刚开始读一本一千页的书。

在Rémi看来，法国人过去从未遇到这种情况，因此无法预先做好准备应对疫情。据他观察，法国人对疫情的态度经历明显变化：最初不少人拒绝政府建议，不愿遵守一些基本规则，例如与其他人保持社交距离。而如今却出现180度大转变，以至民众购物排队时，会与他人保持起码3米距离。

疫情让我重拾生命复苏工作。

在全国实施“封城令”后，一直在家隔离的Caroline觉得受不了了。现在有机会上班，她反而多一分雀跃：终于可以离开家了。

然而，身为巴黎郊区医院麻醉师的 Caroline，工作并不轻松。以前，她需要分配工作时间，一边在公立医院工作，一边于私人诊所服务。但自疫情爆发初期起，她便把 100% 的时间奉献给公立医院，也重拾已五年没有碰过的生命复苏工作（resuscitation），例如心脏复苏术（CPR）。

Caroline表示，法国的医疗系统在很久之前已超出负荷，医生经常上夜班、过分疲惫的情况并不罕见。现在疫情当头，医院需要更多人轮班，“医护人员觉得快要崩溃”。坚守在抗疫前线，她印象最深的是疫情变化的速度：早晨收到的消息，数小时之后已经作废。医院朝令夕改，疫情变化比人们的预算能力还要快，必须不断重组、调整，直到疫情完结那一天。

尽管无工开，但我却更放松、更有创造力。

受疫情影响，原计划由Mickaël拍摄的活动都被迫取消，收入来源被切断，他只能等失业救济金援助。然而他还是很积极，更认为可以善用空闲时间，学习拍电影或做音乐，这样已经很满足。危机当前，Mickaël竟感觉生活比平常更放松悠闲，自己也更有创造力。他欣喜地发现，其实很多法国人与他一样，也趁这个机会发挥创意，在网络上传播各型各色的新事物。

他不满意法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批评它们相当矛盾：一方面允许地方选举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却严格限制民众活动，禁止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示威者上街游行。

Mickaël希望，社会不要忘记无家可归者，不要忘记不受社会福利保障的移民工人。这些人没有安全的地方接受检疫，在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他们甚至会被警察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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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担心的是困在家里的86岁老父。

Jean-Jacques担忧，他的公司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倒闭，这是疫情给他带来的最大挑战。由于公司办公室位于一所大学内，而法国政府已下令关闭所有学校，因此他需要持特殊证件才能进入校园，并且每周只能上一天班。

Jean-Jacques认为，法国政府在疫情宣传方面做得不错，但在物资供给上稍显逊色。例如手套、口罩、洗手液等，不能为医护人员提供足够的保护，也不足以满足全国人民需要，达不到发达国家应有的水平，甚至有传闻称法国需要靠中国捐赠医疗物资。

在疫情不断扩散的情况下，Jean-Jacques最担心的正是家人，他每天也会跟86岁的父亲通电话，年迈的爸爸因全国“封城”而被困在家中。

亚洲人被怀疑“播毒”，甚至与自己为敌。

Jacky来自深圳，早年在意大利留学后，入职当地一间服装公司，在米兰生活已有2年。

春节期间与家人通电话，Jacky便得知中国正在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但当时他并不感到焦急。直到四星期前，正值米兰时装周开幕，意大利传媒报导了第一宗本地新冠肺炎病例，患者就住在米兰附近一个小村庄，这时Jacky才开始慌张。

“在疫情沸腾的日子里，心也被烫伤。”他形容。在Jacky看来，欧洲人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对等，现居欧洲的亚洲人难免在生活、情绪上受到影响。他表示，即便自己只是照常走在街头，却有其他行人把脸遮住，似乎害怕Jacky会“播毒”。

种种心理压力下，Jacky甚至觉得“自己与自己为敌”。例如有一次他搭乘火车，对面乘客立即以毛巾掩口，脸上不带一丝微笑。Jacky原以为对方怕自己携带病毒，最终却发现其介意的，只是自己身上的烟草味。

Jacky认为，意大利人和中国人面对疫情的态度很不一样。意大利人一直怀著积极的态度，随意开玩笑；在全国隔离的时候，大家还是很开心。他们会在阳台上欢呼、唱歌还有播音乐，把国旗、还有自己画的彩虹，挂在窗上给外面的人看。

决定留在法国不回台湾，不能让同胞蒙受感染风险。

瑞麟凭借工作假期签证，来到法国学法语，同时以教中文为生。在法国实行全国封锁时，所有人必须留在家中不能外出，于是他每天重复看书、读法文、看电影，以此充实日常生活。

瑞麟称，他居住的城市规模较小，针对亚洲人的歧视问题不太严重，但也无法完全幸免。疫情扩散至欧洲后，部分人对他的态度变得奇怪，曾有街上行人对他大喊：“Coronavirus！”。

瑞麟最惊讶的是，即使疫情日趋严重，不少法国人还是拒绝戴口罩；甚至即便生病，也继续排除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更强调新冠肺炎与流感没什么差别。他认为法国人过于松懈，可能在法国人眼中，喝杯咖啡的时间，疫情就会安然过去。

眼看法国传媒不断报导台湾针对疫情的措施，号召仿效台湾，瑞麟对台湾的自豪感与日俱增。虽然他知道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是一个国家，但他也发现台湾绝对不脆弱。

其实台湾政府曾经联系瑞麟，答应协助其回国。可是他觉得逗留机场风险高，同时不想将病毒带回台湾传播，所以决定留在法国。不回家，不只因为回家的路危险，而是出自一颗关怀同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