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台抗SARS专家：港、台第一波做得蛮成功

新冠肺炎疫情于一月在中国武汉及湖北省爆发，在二月尾、三月初先后有日本、韩国、伊朗及意大利出现爆发，如今欧洲以至美国，成为全球疫情焦点。

《香港01》专访了2003年台湾SARS的时任疾管局局长苏益仁教授，了解他对于中、港、台的抗疫措施，以及现今欧美疫情的看法。（专访台湾抗SARS专家苏益仁之上）

不少美国媒体或外国专家都特别提到，有着SARS经验的香港，台湾及新加坡至今抗疫尚算成功，不论民间或是防疫及医疗体制上，都反应迅速。苏益仁认为，中国武汉及北省疫情属第一阶段，到二至三月的三周之内，疫情就进行第二阶段，从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及欧洲等一直散播开去，到现在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就已第三阶段。

腹背受敌：中国解封、欧美重灾

他认为，港、台、星三地在SARS之后，防疫体制都慢慢改变，而且因为有过经验，第一时间就采取隔离、防堵、追踪等有效措施，因此能够控制下来。“第一波的时候，用的就是我们所谓防堵来自中国大陆的疫情，我觉得做得蛮成功的，到目前为止可以这样讲。”

台湾于三月中便定明，现时最大的防疫挑战在于无微状感染者，如果中国此时解除旅游限制，恐怕会是一个威胁。他形容，中国逐步解除封城和限行令，加上欧美及全球疫情，台湾现在处境是“腹背受敌”，他亦担心内地现在为了经济复工，或犠牲了防疫的部分。台湾现阶段的困难在于，要女如何改变政策，既不敢一下子取消边境管制，也不能取消围堵的措施。

苏益仁说，在中国疫情爆发时这个“第一阶段”，伊朗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这一两个月时间里，并没有采取适当的应变，演变成这么大的一个疫情。正因前期工作做得不好，到医疗体制崩溃后，不得不采取“封城”等强烈动作。

我想大陆的封城、封街、封里这部分，到最后执行得非常彻底，我想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下才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欧美采取这个封城动作，我想效果会打折下来？

苏益仁又指出，在武汉疫情之中，有几件事是当时做对的。内地迅速地设立了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把大量发烧病人进行分流，由方舱接收占大部分的轻症患者。这几间临时医院的设立，避免了医疗体系崩溃。然而这样的效率恐怕是其他国家赶不上的。

SARS后建立透明防疫体系

苏益仁本身为病理学教授，也是台湾SARS一位重要的抗疫领军人物。当年台湾的SARS染疫人数为346，73人死亡，这是成功的一役，也是伤痛的一役。他述忆，“台湾在SARS之前的防疫概念相对有限，此前主要是应对霍乱、结核病、登革热等传统疫情。”

早在2019年12月底到今年1月上中旬，中国医疗人员及科学家便已经就着潜着的疫情风险作出警告，然而采取疫情措施的取定权却落于地方政府官员手中，以至内地被质疑在早期瞒报疫情，导致疫情扩散。记者问到，台湾又有否“政治指挥专家”的情况？

苏益仁回忆指，在他那时出任疾管局局长，媒体的力量非常大，对监督疫情方面也非常厉害，从SARS之后，几乎所有的防疫政策都是由专家非常透明地督导，“政府干预的情况几乎很少看到，这是SARS的影响，受到很大的教训，SARS之后的台湾几乎每天一定的时间，就有指挥中心、指挥官报告整个疫情。”

在SARS之后，台湾也逐渐完善了整个防疫体系，包括增加了30名防疫医生、签署了多个合约病毒实验室、建立大量检测点，也设立了传染病防治法、物资储备，以至1,100张负压隔离病房等，都是SARS之后设立的。因此，对应今次新冠肺炎疫情，这些体制和经验都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不过，新冠肺炎已进入全球大流行的阶段，苏益仁也坦言，台湾过去没遇过这样大的疫情，是一个大而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超前部署，在目前局面还可控的时候，赶快把该做的医疗体系、防疫体系、民众及大型公共机构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