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恐怖分子“回家”问题多多　欧洲陷“拒”与“收”的边缘

上月底，英国伦敦桥附近发生致命斩人案，造成三人死亡，死者包括巴基斯坦裔凶徒奥斯曼汗（Usman Khan），他曾因串谋发动恐怖恐袭而入狱，案发时获假释不足一年。这宗被列作恐怖主义活动的事件引起关注，不仅因为欧洲还有不少背景相似的人士将陆续获释，还因为土耳其和美国近期不断要求欧洲接收大批被囚禁于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的外籍ISIS成员。

从伦敦桥斩人案来看，担忧接收恐怖分子“回家”会带来安全威胁并非杞人忧天。此外，欧洲国家徘徊在“接收”与“拒绝”的两难境地，还涉及国籍注销和复杂的法律问题。

据智库组织“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的数字，估计来自欧洲的ISIS成员有超过5,000人。土耳其目前关押了1,200名“圣战士”，大部份来自欧洲，另外有287名外国成员的妻子和子女。库尔德族民兵组织“叙利亚民主军”（SDF）则于叙利亚扣押了至少800名外国成员，还未包括他们被安置于难民营的配偶和子女。

欧洲本土在过去几年亦有大量“圣战士”落网。据欧洲议会的数字，去年有511人因涉嫌与宗教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主要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意大利，之前三年则平均每年有约700宗。

德国于上月底首次主动把一名支持ISIS的成年女性及其孩子从叙利亚接回国。这名妇女自2016年在战争地区逗留，最后囚禁在阿尔霍尔（Al-Hol）的战俘营。德国联邦政府近日表示，愿意由叙利亚俘虏营返国的女性须接受个案审查。

欧洲国家普遍强烈反对接收这些“圣战士”及其配偶子女，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才会考虑，希望把影响和安全隐患减至最低。此外，各国民众亦未必愿意这些战俘“回流”，近期有民意调查显示，有近九成法国受访者对ISIS成员回国表示忧虑。

正如匈牙利外交部长Péter Szijjártó所言，ISIS成员“回家去”的问题，已成为了欧洲多国未来几个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欧洲国家目前最大的努力应该是不允许他们回到欧洲。”

回流容易　定罪困难

让恐怖分子“回家去”在操作上亦十分复杂，这很大程度源于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在叙利亚或伊拉克设有大使馆，彼此间亦没有引渡条约。由于双方政府欠缺这方面的连系，导致几乎无法整理好遣返欧洲所需的身份证明，更难以收集充足证据，让这些疑犯在欧洲法院接受审讯。

今年1月，时任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便表明，德国必须能够确保有可能进行起诉，才会收回疑犯，但由于叙利亚没有能够跟柏林“有可靠联系”的政府，故难以取得所需的证据和口供，就算德国愿意接收这些战俘回国受审，也只能从其他人的证词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着手，令到定罪十分困难。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亦表示，因为德国法庭不接受战场上讯问的口供，故由库尔德武装部队送交的证据和文件记录也难获受理。

由于ISIS在叙利亚及伊拉克均已失去根据地，不少外国成员倾向返回祖国。假若土、叙等国将他们释放，但欧洲各国拒绝接收，他们很可能透过非法途径自行回国。这些“圣战士”大多对加入极端组织不感后悔，有反恐专家认为，他们当中有部份人可能仍深受极端思想影响，加上离开多年难以重新融入社会，或会构成严重安全威胁。

有欧洲官员认为，相对一些早年已经返国的ISIS成员，如今才被遣返的人更有可能是ISIS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徒。正如英国军情六处（MI6）处长杨格（Alex Younger）所说：“回国的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非常具威胁性的技能和人脉。”

“去激进化”成效存疑

目前，返回祖国的“圣战士”一般会被拘禁一段时间，若最终不获起诉，亦会接受“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和安全评估，例如列入恐怖分子监察名单。惟各国处理方法有异，普遍会在两三年内对他们实施电子监察、限制使用电话和电脑、限制迁移及会见的人。随着更多ISIS成员回流，预料将会大大加重安全部门的监察负担。

除了审讯存在困难，涉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获释后也需安全部门跟进。这些人一般会判监数年，只有因杀害平民、酷刑或奴役等其他罪行的ISIS成员才会被判更长刑期。欧盟反恐协调员Gilles de Kerchove说：“监狱常常是激进化的孵化器，被监禁的外国战俘可能会影响其他囚犯。”

伦敦桥事件正好反映这个忧虑，“去激进化”政策无疑是协助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会的关键。奥斯曼汗之所以提早获得假释，条件之一就是参与当局为前恐怖分子打造的“囚犯改造学习班”（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

这项由英国内政部于2016年推行的计划，提供密集式、“度身定制”的措施，包括有导师提供心理、神学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和建议，以根绝驱动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因素，增强他们在思想上的抵御能力。

惟奥斯曼汗的例子清楚显示计划成效或有不足，有必要重新审视。除了思想和心理改造外，或需要顾及重投社会的环节，如建立健康的家庭和社区关系、安排职业技能和相关辅导。

各国拒收　沦无国籍

由于现时欧洲各国的法律有别，有些国家甚至没有适用的反恐法案，或需时数年制订法律来审讯，难以即时跟进大批回流的恐怖组织成员。即便是有机制处理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通常只会监禁他们数年，出狱后如何继续有效监察、防止他们在本国策动袭击，同时让这些人脱离极端思想、重投社会等，都是各国需要认真审视的环节。

这些成员在加入ISIS后，不少经已被原生国家销毁了护照，部份国家因此认为没有理由接收这批人。惟就法律层面而言，除非这些人拥有双重国籍，有其他国家接收，否则，这些国家不能因此而拒绝收容，以免造成无国籍人士问题。

更令人头痛的是，这些成员在ISIS控制区内成婚的配偶和生育的子女的问题。由于ISIS政权不获国际社会认可，故在其“领土”内缔结的婚姻及其婚生子女都欠缺合法性，他们的国籍因而成了一道难题，来自英国伦敦的“圣战新娘”贝居姆（Shamima Begum）正是其中一例。

贝居姆本来拥有英国及孟加拉双重国籍，2015年，年仅15岁的她离开英国远赴ISIS大本营拉卡（Raqqa），嫁给一名荷兰籍“圣战士”，今年初在叙利亚难民营诞子后打算回英，却遭拒绝，英国更注销其公民身份。其后她打算跟随丈夫回国，但荷方同样关上大门，指她不符合居留资格。孟加拉同样拒绝让她回国，表明若她潜逃入境将会处以死刑。结果她只能滞留叙利亚，她的儿子不久后夭折，惹起人道争议。

“接收”或“拒绝”ISIS成员回国，令欧洲多国陷入两难。其中一个原因是， ISIS全盛时控制的区域大如英国国土，统治近1,000万人口，当中包括来自全球80个国家共40,000多人。各国难以轻易证实这些来自ISIS地区的人士都有份参与恐怖活动，认定为“恐怖分子”，他们当中可能也有从事司机、医疗救护、厨师等不同职业的“普通人”，令检控和“去激进化”工作更见困难。

北约撕裂将影响反恐工作？

ISIS成员回流的问题，或许多少印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发表的“北约脑死论”并非毫无道理。如今北约盟友逐渐分崩离析，从英国脱欧、美国在军事部署上自把自为，加上土耳其对ISIS及库尔德问题上的独断独行，这个全球最大、刚迎来七十大寿的“军事同盟”，各个成员能否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上协调合作已成疑问。

上月，土耳其不理盟国反对入侵叙利亚，大肆攻击美国在反ISIS战争中的重要盟友库尔德人，导致部份被关押的ISIS成员逃脱。

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但与马克龙就“脑死论”及军费分担上唇枪舌剑，在ISIS问题上亦见分歧。特朗普于10月表示“已100%击溃ISIS哈里发”，并指大部份ISIS成员来自欧洲，问对方：“你想要一些优秀的ISIS战士吗？我可以给你的。”马克龙则坚持，打击ISIS工作尚未完成，仍是首要任务。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土耳其、欧洲三方对于在叙利亚的反恐工作以至如何处理恐怖主义分子等问题，在国安及政治上各有自身的利益考量，使反恐及ISIS成员回流问题更见复杂。

上文节录自第19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9日）《恐怖分子“回家去”　欧洲欲“拒”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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