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香成．下】纪实摄影人眼中的世界：自由民主与中港问题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全球经历了几件大事，刘香成都在现场，他以美国记者、中国人的身份，透过相机纪实。1976年，中共始创人之一、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逝世，两年后他回到中国，以摄影镜头记录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1989年，他在天安门广场报道了八九民运乃至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莫斯科见证了前苏联解体，拍下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合上讲稿的独家照片，跟美联社同袍一系列记录前苏联瓦解的照片夺得了1992年的普立兹奖殊荣。没有摄影记者像他这样贴近地、深切地同时报道了两个“红色国度”的巨变。今年，他出版有关两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相册，时间仿佛来得正好：中国国力走向前所未见的高峰，西方国家崇尚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受到撼动，美国千禧世代开始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四. 当西方自由民主碰上死结
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再有当年冷战时期的“对手”，与文化更不相似的中国之冲突却愈发激烈，贸易战之余，是中国与西方两大文化的碰撞。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理想”模式，在运行数十载后亦见动摇。
刘香成形容，自己接受过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教育，但同时经历过内地的社会主义教育、香港的殖民化教育，而教育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要教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西方好的不排除可多学些，“我尽量观察中西方两面的文化有什么是吸引人的，不是任何东西都是政治。 在西方，近年有很多人出来怀疑，西方现在这套民主自由还可行吗？从入大学到现在，我未曾见过（怀疑声音）有如今这么大。”
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一直被视为人类“最适合的模式”，如今备受质疑。刘香成认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死结：“Politic is a competition of compromise.（政治是关于妥协的竞争）现在参与政治的人要花上很多成本去做campaign（竞选捐款和宣传），想向人们传递一些讯息。现在的政治、报纸全都变得partisan（高度派系）。”
刘香成一直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政治化：农民吃饭的餐桌后，写着“要听华（国锋）主席的话”，这边又个毛像，子女要检举自己的父母，诸如此类。然而，西方纵使是言论自由挂帅，今日也是陷于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确”泥沼中，政治正确的媒体很多东西不能反对。
“在英国，如果你现在反对brexit（脱欧），你已经可以倒闭了。在美国有很多东西你不能说的。你在美国什么都可以写，但不一定能刊登在《纽约时报》之类的主流媒体上。如果你这个言论不能被CNN、Fox News等发布，这些言论等于不存在。你可以说，那些言论对社会毫无影响力。”
美国人或许厌了这种“政治正确”，在2016年选了一个特朗普出来。
五. 不会说故事的中国人
在刘香成跑马地的家中，客厅两幅墙上的都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边是维吾尔族画家Aniwar Mamat的巨型油画作品，另一边是北京艺术家史国威的松树摄影画作。至于自己的摄影作品，他冲晒了好几幅小的，放在偏厅一隅。
已故德国《明镜周刊》意大利记者Tiziano Terzani当年为《毛以后的中国》撰序，他写道：“对于刘香成，中国不仅是一个有待发掘的真相，还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For Liu, then China was not just the question of truth to discover, but also a relationship of love to clarify.）
“中国人不知道怎样说故事。”刘香成在访问中说。在过去二十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内地生活，长住北京、上海，无间断地为中国“写故事”，因为这世界五分一人口所做的事情，会改变了整个世纪。
同时，他很反感内地以前常把“百年耻辱”挂在口边。“大陆政府做事情，一遇上困难就以爱国主义方式处理，什么事的责任都推向西方和美国，说什么若不是西方做事那么不合理，我们就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不是好的策略。”所以，他一直想找寻近一百年关于中国的图片，想把中国人的视角从受害者中脱离出来。“你老是觉得是受害者，就很难从中解放出来，走出阳光大道。”
刘香成即时向我们推介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怎样才能不挨骂？》（编按：刊于今年8月6日《联合早报》，作者郭良平）。该文章提出的疑问是，中共建国以来克服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崛起，震撼了世界，却同时引起猜疑和打压，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却还在挨骂。
刘香成颇认同文章的观点，正如有些中共高干对他说，去跟美国官员开战略对话会议，经济、社会、文化也好，总是各说各的。今天的中国，在世上建立话语体系时遇到不少碰撞，刘香成的解读是他们不懂说故事：“怎样的好事，他们都说这是共产党的好事，不懂单独说一个人对这件事的贡献、做这件事的细节，以及个人感受。中国这三千年来都是这样，这是帝王说话的方式。”这导致美国人不懂跟内地人沟通，香港人也不懂跟内地人沟通，仿佛活在平行时空。
六. 不懂中国政治的香港人
刘香成在10月1日国庆黄金周回来香港，那周也是持续近四个月反修例示威迎来高峰，他说如今香港街头示威的景象，就似他八十年代在韩国采访民运般，都是催泪弹横飞。
今日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刘香成首次有所警觉也是在八十年代。那时，英国与中国政府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谈判，邓小平与戴卓尔夫人在北京举行会谈，他当时跟香港新闻界的行家倾谈时，发现他们很多都对中国欠缺基本的政治判断，“某程度上是一厢情愿地依赖英国人，他们很多对香港本身的战略地位缺乏一种政治常识，这是很危险的。”
这种依赖，似乎三十多年后仍然存在，示威者挥着美国旗、英国旗，就是不少中国人所斥责的“挟洋自重”。刘香成认为，回归二十二年来，香港的去殖化过程做得很不理想，北京派驻香港的干部及外交官工作都只是观察，跟香港普通人没往来，也没跟香港的记者交好朋友，又没有将香港的实情报上去。至于香港政府，虽然依旧廉洁、高效率，但自殖民时代都只“受薪去奉命执行，不是去思考政治问题”。惟当英国人离开后，北京都没适时插手，香港政府既没怎么领导香港走出英国人的影子，亦不像华盛顿般有成熟的智库。
回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他认为今日大多数的香港人也一样，对中国，以至对中国政治都缺乏理解，这大概可归因于我们欠缺历史意识（sense of history）。香港的历史从1949年到文革之后，从内地逃难来的人数很庞大，久而久之，香港变了一个中转站，人们不认同中国政权，只想在香港赚最多的钱，然后移民；而这批人的下一代，就是今日对中国极不信任的那一批。香港大部份的人缺乏政治情商。
“英国人不想我们学历史，不想建立起一套国民身份认同，所有殖民地都是，包括印度、千里达、马来西亚等。”刘香成说，如果香港在殖民地文化上一成不变，这种想法也站不住脚的。
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出现移民潮，今日的香港又再出现这股情绪。刘香成说，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一种“买办文化”，任何问题都只寻求一个quick fix（快速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投资房地产，买、卖、移民，就是一个quick fix，但始终解决不了香港的问题。
“你说你想到英国，但你看看英国投票给脱欧的，都是白人，他们反对移民。到那里，就会得到更好的生活吗？”
近日，外国校园接连有陆、港留学生就“连侬墙”起冲突，我们谈到两地年轻人的差异。刘香成认为，陆港年轻人的价值观其实没什么大差异，都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可是，正如大家执拗于1989年民运的性质，事实上，内地的年轻人并非一无所知，而且比香港人更加好奇，但基于他们对政治敏感，加上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能够出国留学、旅游、工作，不介意把事件留待历史去平反；相反，香港的年轻人执意于“现在要先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否则不会向前走，这是political immaturity（政治不成熟），两者形成了重要的区别。“这些经历是不能转让的，但对历史意识是可以转让的，这只能透过教育去做到。”
七. 钟情香港的Laissez-faire
踏遍世界，一半时间生活在美国、印度、苏联；另一半时间在中国内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生活的刘香成，喜欢偶尔回来香港，一方面是香港很有效率，尤其是服务业，另一方面是，香港人那种laissez-faire（经济自由化）的生活态度很吸引。
在今日的社会，有图未必有真相，至少刘香成，亲身走近过真相，来建立自己的一套世界观。以镜头记录下来的，也是全人类历史的凭证。“我见证过苏联的解体，觉得中国有可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后者不能排除。”
上文节录自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刘香成：纪实摄影人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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