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香成．上】纪实摄影人眼中的世界：苏联解体与中国崛起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全球经历了几件大事，刘香成都在现场，他以美国记者、中国人的身份，透过相机纪实。1976年，中共始创人之一、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逝世，两年后他回到中国，以摄影镜头记录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社会；1989年，他在天安门广场报道了八九民运乃至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莫斯科见证了前苏联解体，拍下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合上讲稿的独家照片，跟美联社同袍一系列记录前苏联瓦解的照片夺得了1992年的普立兹奖殊荣。没有摄影记者像他这样贴近地、深切地同时报道了两个“红色国度”的巨变。今年，他出版有关两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相册，时间仿佛来得正好：中国国力走向前所未见的高峰，西方国家崇尚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受到撼动，美国千禧世代开始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一. 苦海过后的新中国
美国已故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于1972年访华后，美国媒体开始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兴趣。那时，美国三大报刊记者Fox Butterfield（《纽约时报》）、Richard Bernstein（《时代》杂志）、Jay Mathews（《华盛顿邮报》）争先出版一部关于中国的书，刘香成在1978年作为《时代》杂志记者派驻中国，是首八位派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之一。翌年，中美便正式建交了。
最终Fox Butterfield抢先出版了，书名为《苦海余生》（China：Alive in the Bitter Sea，1982），书中照片都是刘香成的作品。“这本书在那个时代是比较深刻的报道，可以说是很有分量、关于新中国的报道。”刘香成的新书书名叫做《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文暂译作《红海余生》），正是呼应该部三十七年前的作品。
“苦海余生是中国道家思想，形容人类要过这一生所面对的是苦海，社会状况多多少少都是很苦的。在这么苦的人生里面，你怎样找到平衡，找到自己生活的理念。所以，苦海余生是形容中国人很深刻的生活体验。”这种苦，也许年幼时的刘香成也尝过一点：1951年出生于香港，十岁前在福州念书，父亲是知识分子，曾任《大公报》编辑，母亲则是清官后代、大地主，因此，刘香成作为“黑五类”后代，是班中几十名同学之中，唯一没带上红领巾的。
正因在内地度过童年，使刘香成对中国、对政治有了兴趣，长大后就到美国念国际关系，因选修《Life》杂志摄影师Gjon Mili的摄影课，辗转做了他的实习生，展开了自己的专业生涯，先后担任《时代》及美联社的首席摄影记者。
毛泽东去世之后，也是刘香成回到中国的时机，虽然赶不及回去采访毛泽东的葬礼，却刚好见证一个新时代之始。“在大陆，我从第一天就知道这是人类一个很大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那么大，而我又做纪实摄影的，你不去为这故事投资时间、精力，那还有什么可做？”
1983年，刘香成首度把摄于1976至1982年的照片辑录成书：孩子高举拳头批斗四人帮、七十年代末北京市民围看“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北京农民收割大白菜、大连青年在毛泽东像前玩滑轮，年轻情侣在街上依偎，或是穿着列宁装却拿着“可口可乐”的青年。
记录的都是那些年中国庶民的日常，画面虽然没他采访八九民运、韩国民运、苏联阿富汗战争那么动魄惊心，也没政治巨人那么具标志性，但众生相往往是最富诗意的时代见证。这书在1983年初次出版，但至2010年左右才于内地面世。“当时很有趣，大陆不敢称此书为《毛之后的中国》，在大陆，什么是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很重要，你叫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很disrespectful（不尊重）。”
二. 从天安门跑到克里姆林宫
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报道是刘香成的“成名作”之一，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同。他忆述，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将自由女神像设在天安门广场对面，很多西方记者却开始离开，因他们已待了一个多月，觉得没事发生。“我当时叫东京来的图片编辑不要走，因为我知道共产党不会让这个象征西方精神的塑像长期放在这里，容许它向着毛主席画像，就在那城楼上，毛主席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局面不会持久。”
刘香成的判断是正确的，过了不久，那场学运便以血腥的画面作结。坚持留守的刘香成便为美联社担起发相片稿的工作，当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美联社另一位摄影记者Jeff Widener在酒店阳台上拍的“坦克人”照片。刘香成自己也透过镜头为“六四事件”留下历史记录—一对情侣骑着单车出行，两辆坦克正好在桥上经过；满身鲜血的学生被三轮车载着走，该作品得到1959年美国年度图片奖。此后的内地，至今再没有过一场大型社会运动。
刘香成记得，自己在当年6月9日回到香港，之后便到了汉城（今首尔）采访学生运动，再被美联社社长委派到莫斯科。那是美苏冷战时期，一些较优秀的美国记者会被派到莫斯科，早年部份资深的从莫斯科再调到北京，刘香成与他们日常谈话，从中得到很多启发。“他们会指出，中国很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像社会结构、部委结构、人事安排，共产党结构，都深受苏联影响。”
刘香成此前已向美联社社长提及想到苏联报道，因他认为当时的莫斯科是“冷战时代最重要的故事”，自然就接了这趟差事。或者他当时也想不到，被调往莫斯科后，接着很快就见证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结束讲话摔下讲稿的一瞬间，就被刘香成及时摄入镜头。由于现场禁止拍摄，刘香成为了这个历史性一刻挨了一拳。
三. 红色国度骤变与资本主义
今年出版的新书《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收录的照片，分别于中国（1978年后）及前苏联（1990-1993年）拍摄。两个共产国家留下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西方社会所推崇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受到民粹、反全球化等声音的挑战，来到2019年，记者问这位近距离的观察家有什么看法。刘香成认为，2019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这是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体，有公开讨论自由民主是否适应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
刘香成提起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今年出版的新书（编按：《Capital and Ideology》），研究了大量数据后发现现今社会的经济分布不合理，Piketty提出一个观点是：意识形态本身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只不过这几代人都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才觉得这个是最适合人类发展的模式。
刘香成说，美国总统选举参选人沃伦（Elizabeth Warren）、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有提出，通过税制改变人类的分配模式，包括对房地产的概念。“不是说资本主义最理想的，而是least bad（最少的恶）。所以这本书的疑问，就是在怀疑，不要以为社会规律系统都是千篇不变的，选择这个系统的基本哲理，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表现。”
苏联与中国到目前为止，结局很不一样，但刘香成觉得两者就如“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橘子”，很难正面比较。他以往有次在莫斯科近郊野餐，坐下来就感叹，从未见过草这么绿，泥土会这么黑，苏联自然资源太丰富了。
刘香成又到过印度，觉得连印度都比中国富裕，土地更肥沃。“有一次，我跟文字记者同事从上海坐（火车）到新疆乌鲁木齐，这条铁路是全中国最长的。历时四天三夜，我们在火车上跟人采访、谈天。从兰州到乌鲁木齐，我记得很清楚，一天一夜的时间，经过黄河上流，都在一片什么都长不出来的土地。”
匆匆数十载，在这片先天不太富庶的土地，上演了一出经济奇迹；天然资源丰富、幅员更广的苏联，却走上解体之途。各独联体国家独立后发展速度各异，有些走向亲西方的民主体制，有些较为专制，却没有一个像中国般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较准确来说，是结合了专制与自由，因地制宜构建自己的政经模式。“现在中国已跟以前很不同，我深信经济能够改变政治，可能几十年之后才改变，中国还会继续震撼世界。”刘香成说。
上文节录自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刘香成：纪实摄影人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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