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走塑．上】卢旺达胶袋封杀令　“像毒品一样的违禁品”

“在这里，胶袋就像毒品一样。”驻守卢旺达（Rwanda）与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下称民主刚果）接壤边境的关员Egide Mberabagabo说。除了负责边防之余，Mberabagabo还要金睛火眼监控每一位过境人士，目标不是偷运血钻、黄金或者是毒品的走私贩子，而是被卢旺达政府雷厉风行地打击的“违禁品”─胶袋。他的职责就是杜绝所有国外胶袋流入卢旺达。对于他来说，侦查胶袋的工作像缉拿毒犯一样，牵连重大─这关乎到卢旺达行之逾十年的重要国策成败！

早在2008年，卢旺达便严禁入口、制造、贩卖及使用胶袋，被认为是实施胶袋禁令的成功例子。卢旺达是非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早年推出《愿景2020》发展蓝图，希望卢旺达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带领发展区内经济。

卡加梅（Paul Kagame）：卢旺达第六任总统，自2000年上任至今，被认为是结束卢旺达大屠杀的其中一位反抗力量领袖。身为图西族人的卡加梅在大屠杀后出任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其时已被视为实际上的领导人。当时他面对的最大难题无疑是处理两族和好工作。为避免图西族向胡图族复仇，卡加梅提出“全国大和解”政策，例如采取名为“贾卡卡”（Gacaca）的社区法庭机制审理大屠杀时期的案件，尽可能促成民族和解。

除了发展高端产业，卡加梅更提出要“清洁国家”，以各方面的洁净措施吸引外国游客和投资者，靠外资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胶袋禁令便是清洁大计中的其中一环，卢旺达亦因此成为非洲“胶袋革命”的先锋。

抹掉血色　盼迈向绿色新世纪

一般人对于卢旺达的印象通常都比较负面，这或多或少归因于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卢旺达大屠杀。骇人听闻的惨剧不但成为卢旺达人的集体悲剧回忆，而且震惊世界，让一代人无法忘却。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当地胡图族针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行动。图西族是卢旺达殖民时代少数的统治阶级。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在政府控制的媒体煽动下，占全国约八成人口的胡图族与图西族的争端持续升温。1994年4月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飞机被击落，成为大屠杀事件的导火线。接近四个月的大屠杀，保守估计至少有50万人被杀，当中除了图西族人，温和派胡图族人亦遭杀戮。

卡加梅自新世纪之初上任后，便集中所有资源发展经济，并制定了“清洁城市”的国策，务求让卢旺达摆脱大屠杀留下的阴霾，向绿色城市的目标进发。

位处东非*大湖区（African Great Lakes）的卢旺达依山畔水，自然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卡加梅意识到卢旺达的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故一直想配合“清洁城市”的国策，整理市容，做好绿化，让海外游客不会再将卢旺达与“悲剧”连成等号，而是将其想像为一个先进清洁的国家。近几年，不少外国旅行社便将卢旺达形容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联合国更表扬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为“非洲最洁净的城市”。

大湖区（African Great Lakes）：指东非大裂谷周边湖泊一带地区的地理总称，包含的湖泊包括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坦干依喀湖（Lake Tanganyika）等。区内国家包括卢旺达、民主刚果、布隆迪（Burundi）、肯尼亚（Kenya）、马拉威（Malawi）、坦桑尼亚（Tanzania）和乌干达（Uganda）。

要发展“清洁城市”，当然不能一蹴而就。卡加梅早年先以基加利为中心作试点。除了在全国推行胶袋禁令外，基加利居民每月还需强制性参与社区清洁运动，连总统卡加梅也不例外。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现时有34个、即超过六成非洲国家已经立法征收胶袋税或禁止使用胶袋，比起欧洲的29个国家还要多。除了卢旺达之外，厄立特里亚（Eritrea）、喀麦隆（Cameroon）、塞内加尔（Senegal）及肯尼亚等国也全面禁止制造、入口、派发及使用胶袋。

由于卡加梅上任以来一直希望把“清洁城市”计划扩展至全国，且让卢旺达成为非洲先进强国，所以在政策推行上可谓“下重药”。要禁令行之有效，自然需要加强执法力度，以惩罚性的措施遏止胶袋。但这意味着执法人员的权力将会进一步加大，不少人担心胶袋禁令会沦为警员合理化滥捕的借口，随时随地威胁市民应有的公民权利。

卢旺达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成员Lewis Mudge指出，过往政府为求落实清洁城市的各项措施时，已默许警察部队抓走街边小贩、街童、性工作者及乞丐等，并将他们送到拘留中心。有人甚至会在拘留中心内被执法人员虐打，或被扣留在环境恶劣的空间。

难怪当地人表示，政府要清除“街道上的垃圾”，不只是指死物，还有被政府认为“对社会没贡献”的人。面对胶袋禁令严厉的执法力度和惩罚方式，难免令人担心执法当局会过度规管个人自由。

胶袋禁令对保护环境当然有莫大裨益，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及已推行禁令的地区成效来看，未来加入“胶袋革命”大军的非洲国家只会愈来愈多。但在威权统治盛行的非洲国家，胶袋禁令会否成为公权力过度规管个人自由的正当化理由，成真正担忧。

禁之不绝 走私胶袋现象普遍

在禁令推出逾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会在卢旺达见到胶袋吗？其实可以想像，即使边境守卫再多，总会有漏网之鱼。记者Sophie Pilgrim在2016年访问卢旺达小镇Gisenyi的妇女Umutoni Magambo（化名），Magambo透露如果把黑市价值30美元的胶袋，从民主刚果带到基加利，便可以赚取10美元─相当于一星期的国内平均工资。

走私胶袋在当地可说是普遍现象。对平民百姓来说，胶袋有其实用性，譬如用来盛载菜肉、鲜鱼比其他容器方便。此外，一般老百姓走在街上，执法当局总不能随便搜身。于是禁了这么多年，胶袋也没有在卢旺达绝迹。

33岁的菜贩Beatrice Rukundo向Sophie表示，菜肉市场的摊贩不时“偷鸡”以胶袋盛载菜肉。“如果我们不提供胶袋，许多顾客都会到别处买。” Rukundo无奈地说。实际执法上的困难，成为了卢旺达胶袋禁令的天生缺陷。

当然，禁令也不是形同虚设。Magambo承认，偷运胶袋绝对需要承担高风险，她的朋友便因偷运胶袋而被当局逮捕，最终被判监六个月。不过，胶袋的供求仍然十分庞大，这门黑市生意，禁也禁不绝。

上文节录自第17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9月9日）《胶袋革命来临　“走塑”风潮席卷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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