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革命.三】武力特权与保护社会之间 警力须巧妙拿捏权责

撰文: 伍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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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着别尔库特(Berkut)的制服,但经历发生在基辅的这些事件后,这件制服被玷污了⋯⋯”一名别尔库特部队成员接受记者访问时有感而发。他来到独立广场(Maidan),加入向群众跪地忏悔道歉的队列之中……(此为【乌克兰革命】系列专题之三)

基辅独立广场运动结束后,有调查报告引证,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政府曾安排军队士兵混入别尔库特部队之中,并且向示威者开枪,也有政府雇用的雇佣兵提图胥基(Titushky)部队参与镇压平民的战斗。

不过,别尔库特是政府名下的特种部队,在整场亲欧盟示威运动中,由始至终都站在示威者“对面”。当基辅民众取得胜利,前总统早就不在了,他们自然成众矢之的。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开枪。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代表整个别尔库特部队向大家乞求原谅。”一名别尔库特成员说道。

乌克兰革命过后,别尔库特部队成为众矢之的。(Getty Images)

服从上级命令 警权须拿捏得当

自亚努科维奇在2月21日晚出逃,仅仅四天之后,别尔库特部队随即遭署任内政部长阿瓦科夫(Arsen Avakov)下令解散。当权的人坐飞机逃之夭夭,站在镇压示威者最前线的防暴警察,自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国家罪人。

2014年2月是整场亲欧盟运动最血腥的一个月。有狙击手(事后调查报告指是军队士兵,也有指是雇佣兵)以实弹射向示威者。示威者一方以焚烧轮胎、手持木制武器等方式对抗,亦有示威者运用土制燃烧弹投向建筑物及警方。

自此,这场本来被官方形容为暴动(riot)的抗争,升级成为一场最终推翻了民选总统的革命。不幸的是,流血双方是当权者之外的警察部队和逆权平民。

运动告终,防暴警察双膝跪下,他们自白的唯一道德净化理由是──服从上级命令。

观乎历史,人民把矛头指向政府的抗命行动,往往有一道权力容易惹人争议,这便是警权。作为纪律部队的警队,“纪律”自然尤其重要,包括警员的自我控制、在合理的规范及指引下的判断力等。法律赋予警察部队武装权力,在维持公共安全的宗旨下在社会上执法。不过,如何运用此项特权,以及如何厘订守则,常是争议所在。而且这些争议,过往不断重复上演。

2017年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独立公投,也像2014年的基辅亲欧盟示威行动一样,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防暴警察不但以橡胶子弹对付示威者,更破门进入票站抢走票箱,阻止民众投票,结果引来大批市民抗议警权过大,警民关系跌至前所未有的冰点。

加泰隆尼亚的独立公投遭强力镇压,同样令人思考警权扩张的问题。(Getty Images)

马德里的宪法法院裁定加泰前主席、独派领袖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带领的独立公投违反国家宪法。因此,在西班牙官方角度来看,2017年这场独立公投自然就是违法,而加泰民众强行投票,也是在非法的状态下进行。

因此,个中的关键争议未必在于政府派出防暴警察处理“违反宪法”的公投活动是否恰当,而是再推深一层,防暴警察以打破大门窗户方式进入投票站,以警棍及橡胶子弹驱散前来投票的民众,是否合理运用符合比例的武力?

释明警察角色 应避免权力过大

警队应服从上级命令,前提是这命令是否认知层面上的“合理指引”?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定义上,警队的作用是维持社会治安秩序。订立一套合理的指引,目的是阐释警察的社会角色及职能,避免权力过大,甚至成为掌权者对付平民的工具。

现代文明是通过萃取千百年历史经验而来,昔日威权政府下的秘密警察、政教合一国家的宗教警察、德国纳粹政权下的“盖世太保”(Gestapo),都反证了警察在现代文明社会与政权的关系。警察不应该是盲目服从,而应在合理指引下按照专业规范,发挥维持社会治安、公共秩序的作用。

维持社会秩序 不应沦暴力工具

若政权肆意以警权侵犯公民权,警权和公民权自然发生冲击。若政权妥善运用警权,在秉持不侵犯公民权的原则下,让警队合理地维持社会治安,自然是最和谐的政权、警权、公民权共处模式─此为历史经验中培养出来,为人所珍重的文明社会价值。

除了使用武力的特权,警察有责任维持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既不可沦为暴力工具,但亦不能放任违法行为。作为执法者,他们没有特赦任何犯罪分子的权利,裁决工作由法庭来承担。个中关键在于如何取得平衡,当社会运动走向极端激进时,警察有责任即时采取行动,过程中采用的武力也需要使用得当,有效及公正地执法。除了需要政府去界定,这亦依靠最前线警员微妙的拿捏,才令大众对公权力许以信任。

2014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流血双方是当权者之外的警察部队和逆权平民。(Getty Images)

在乌克兰亲欧盟示威浪潮的警民对峙里,民众一开始聚集在独立广场时,抗议的只是亚努科维奇漠视民间共识下的亲欧盟诉求,违背选举承诺,当时示威群众集中对焦的是当政者。

不过,当亚努科维奇政府在2013年11月30日晚上出动防暴警察,并以被市民认为不合乎比例的武力清场时,示威者的愤怒便诉诸于对警权过大的不满,继而引发隔天群众再度占领独立广场的行动。即使基辅民众在街头抗争数月,亚努科维奇仍然以消极的态度应对民众诉求,剩下的伎俩只是利用麾下的防暴警察,抗衡民众的示威行动。

到了2014年2月,因时间不断拖延,警民之间积累下来的矛盾便“爆煲”,加上有不知名狙击手从暗处响起了针对示威者的实弹枪声之后,基辅民众一直以来所担心的重大伤亡对战终归发生。

当权者肆意放任警权武力的扩张,自然容易攘成警方与示威者的流血冲突。(Getty Images)

倘公权力失当 难获谅解与认同

不少示威者与持枪防暴警察发生俨如战争般的流血冲突。亲欧盟示威运动最后阶段的“血色二月”,是所有乌克兰人都不愿再次发生的革命回忆。

这是警权失控下,公民权被强力挤压而作出的反弹所致。乌克兰防暴警察虽以“服从上级”作辩解,却无法掩盖公权力使用失衡的事实,纵然谢罪也难获市民的谅解和认同。

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凛冬烈火过后 乌克兰人未竟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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