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欲都市．一｜难敌金钱诱惑　泰国杜绝性旅游纯粹梦话？

8月8日是“国际女性高潮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Female Orgasm），“食色性也”乃人的天性，色情产业自然应运而生。泰国芭堤雅（Pattaya）除了以阳光与海滩闻名，还被冠以“世界性都”（sex capital）的称号。走进著名的红灯区步行街（Walking Street），不难发现在酒吧林立的街道上，有衣著性感的女性兜搭路过的陌生男人，又有人卖力宣传成人表演“十八招”（ping pong show）。1960年代，泰国向参与越战的美军提供休憩和娱乐服务，性产业随之兴起，后来各大旅游热门城市如曼谷、芭堤雅、布吉等亦成为派对、阳光和性爱的圣地。然而，泰国却不屑得到这个“美誉”，前旅游部长科甘（Kobkarn Wattanavrangkul）反而希望将泰国重新定义为“优质旅游”的度假胜地，将性旅游与泰国完全脱钩。无可否认的是，性产业已经成为泰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估计性工作者为泰国本地生产总值（GDP）贡献近一成，而全国收入有约六成来自旅游业，当中主要是性旅游。不少性工作者亦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政府一旦大举扫黄，将有数以十万计的人陷入贫穷。面对经济效益和国际形象，显然不是容易的抉择。

战争以外　军人寻开心“性地”

对泰国社会来说，卖淫并非新鲜事。早在1680年大城王国年代（Ayutthaya），卖淫是合法活动，甚至有国营妓院。

1960年，泰国通过《卖淫抑制法案》（Prostitution Suppression Act），将卖淫定为非法活动。1966年，《娱乐场所法案》（Entertainment Places Act）规管夜店、舞厅、酒吧、按摩院、浴场等地方。但立法未能有效抑制卖淫活动，当时正值越战，大量美军涌到东南亚国家，兴起泰国性产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分析员考尔（Manpavan Kaur）形容，东南亚国家就如“军事性综合大楼”（military sexual complex），“驻守韩国和越南的军事人员经常到菲律宾和泰国的城市”，贫困的女性移居这些城市提供性服务。性产业未有随战争结束而绝迹，反而藉1970年代旅游业增长继续发展。而取代军人尽享“齐人之福”的，正是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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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举扫黄　拒绝“朝性”旅客

“好人上天堂，坏人去芭堤雅”（good guys go to heaven, bad guys go to Pattaya）或者是现实的写照。2017年有3300万旅客到访泰国，其中有多达1300万人前往芭堤雅。吸引他们的，不只是海天一色的美景，还有狂野奔放的刺激。有报道指，芭堤雅有2.7万名妓女，即大约每5人就有1人从事性工作。

巴育（Prayut Chanocha）政府曾大举扫荡芭堤雅的妓院和俱乐部。科甘甚至想将人妖、舞者和色情表演赶尽杀绝，希望前往泰国的旅客是因为当地的文化和美貌而慕名而来，而非为了到红灯区“朝性”。

政府更推行“欢乐地带”（happy zone）政策，要求步行街商户缔造一个让旅客感到安全的环境，又加强巡逻。春武里府府尹Pakkaratorn Teianchai强调，不容许在娱乐场所进行卖淫活动。

收入可观　不惜“下海”供养家庭

“马照跑舞照跳”，如今到芭堤雅走一趟，或者跟几年前的景况没有太大分别。背后是因为性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实在“大到不能倒”，娼妓不想失业，政府暗地亦不想失去经济支柱。

单亲妈妈尼娜（Nina）在清迈（Chiang Mai）从事性工作。她形容，对自己能够供养家庭感到自豪，又指作为泰国女性，不但有责任照顾孩子，亦要照顾父母，并在金钱上提供支援。“起初，我以为自己只会兼职（当妓女），但之后我每周赚取超过1万泰铢（约2500港元），比起一个月赚取的收入还要多”，于是尼娜决定辞去工作，当上全职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之间，女人养家糊口的形象十分普遍。性产业中的女性通常视自己为小型企业家，相信卖淫是向上流动的机会，甚或能成功“钓金龟”，提升社会地位。

权益组织权授基金会（Empower Foundation）发言人希尔顿（Liz Hilton）指，很多人都是为了肩负起经济责任而选择“下海”，她们希望捉紧机会，带自己家庭的几代人脱贫，买地、买拖拉机、送孩子上大学、送兄弟去当僧侣，盛载着家庭梦想的重量。

泰国最少八成性工作者都是单亲妈妈，靠性工作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兄弟姊妹等。现时泰国部份地区的最低工资为每日308泰铢（约78港元），希尔顿表示，收入最少的性工作者起码都能够赚取最低工资两倍的收入。

口里说不　政府双眼向钱看

早在越战时期，外国军人总共花费1600万美元享用性服务。时至今日，泰国性产业已成为一盘价值64亿美元的大生意。移民局估算，每10名前往泰国的男性旅客中，有7人是来享用性服务。如果政府真的全面打击卖淫活动，变相会将整体四成旅客拒诸门外。

性产业也是官员贪污的温床，受贿官员自然不希望失去可观的“外快”收入。朗西大学（Rangsit University）犯罪案教授Jomdet Trimek指，从事卖淫活动的娱乐场所每月轻易就能赚取1000万泰铢（约254万港元），其中一部份是用来行贿，避免遭封杀。每月用来贿赂官员的开支由20万至40万泰铢（约5至10万港元），每位受贿官员可获1万泰铢（约2539港元）。泰国性产业仍然兴旺，受贿官员“功不可没”。

泰国全国估计有80万至200万的娼妓。一旦性产业瓦解，政府不但失去一成的本地生产总值，更要额外拨款安置失去工作的娼妓，背后牵连的社会经济问题甚广。希尔顿提到，组织成立多年来经过14个政府，不只一次说过要结束卖淫活动，但从未有人提出如何协助众多没有资本也没有学历的妇女。

泰国不想当“世界性都”，其他国家却有人提出“出卖肉体”换取进一步的经济效益。东京大学博士生苏晓辰（Xiaochen Su）在《亚洲时报》（Asia Times）撰文提议日本偏远城市发展性旅游，将东京和大阪等一线城市的旅客疏导至其他城市，解决旅客分布不均的现象，刺激经济。他指出，成人影片的粉丝愿意为了兴趣花费大额金钱，可以想像到的是很多外国粉丝都希望前往日本一尝近乎真实的体验。

对日本的提议，加上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成功，一再印证红灯区的价值。不论套在任何国家，从经济角度而言，性产业某程度上是个“好东西”。泰国不想要，但“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没法子下定决心一刀两断。每个嫖客付出的一分一毫，养活数以十万计的娼妓，以至他们所供养的家庭。万恶金钱从中作梗，泰国杜绝性旅游的计划仍停留于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