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中国崛起是文明崛起　中国式现代化必要融合文化元素

4 月 11 日，著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金耀基教授于香港大学举办著作《从传统到现代》改版对谈会，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转型，金耀基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作为文明崛起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会是一场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香港大学中国制度研究中心11日首度举办“The Dialogue”论坛，邀请当代著名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学者金耀基，以其改订再刊的著作《从传统到现代》为契机，分享他最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明构建的看法。

上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是金耀基教授第一本以中文书写、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规范阐述中国现代化进行与转型的著作。该著作问世以来，引起学界与社会广泛响应，其论述影响不止一代人、持续至今。

中国的现代化是必然而然

关于中国晚近发展的历程，金耀基主讲时直接一句话点破，指“中国必须现代化”。金耀基自言，虽然中国已经在进行现代化，但如何现代化是个问题，至少目前看起来还不够清晰。“‘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否就是将来中国的现代化？又两者是应然还是必然的关系？”

金耀基随后举1960年代在台湾掀起“中西文化论战”为负面教材，认为彼时的论战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很武断将各种发展落后的原因归咎到中国文化上头。他1966年著作《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提出中国应该要现代化的论点，正是体现作为一个中国知识份子的焦虑。

“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金耀基说道。

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有在历史上、情势上的使然，也是在“理”字上应该要走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受迫于西方压制而生，而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而发展。”

对于那些从事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人，金耀基强调，不只要忠于中国的过去，更要忠于中国的将来。金耀基紧接话锋一转，提起台湾在1980年代经济现代化成功之后，中产阶级壮大并开始诉求政治改革为例，指出党外人士与活动开始涌动，台湾于是面临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在我的字典里，这也是政治的现代化，尽管很多人认为现代化与民主化无涉，但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金耀基忆起蒋经国晚年解严，开放报禁、党禁，“也许蒋经国觉得这是小事情，实则不然，这代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有一部份在台湾具体实践，让我们看到不只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也可以政治现代化；虽然台湾的民主并不是很理想，但也算走出一条政治民主的道路”。金耀基愧叹，香港自己也在走这样的道路，但是走不出来，是香港自己搞坏了，搞出了港独当然是走不出来。

中国“文明”意义的崛起

在结束台湾经验后，金耀基遂将目光转移到中国大陆的发展上。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从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算起，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相信对邓小平思想上造成冲击，方有后来邓小平实践包含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等“四个现代化”；简而言之，“四个现代化”就是“理性化”（rationalisation），基本表现在科学，于焉让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

但随后中国在1980年代历经学潮、民运，北京遭到西方制裁，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中断，幸得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中国在往后的三十年才得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奔跑，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时至今日，世界的重心已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亚洲经济已经是世界版图中最活跃的一股势力。金耀基援引西方学者的评价，认为中国现代化已经取得傲世成就，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工业文明的身份在亚洲崛起。金耀基特别强调“文明”二字，指出在西方眼中，中国的崛起已不只是一个强权国家的兴盛这么简单，而是蕴含一个文明的升起与移转，与之相伴的是西方过去500年的优势，可能被逆转。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随后，论坛主持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阎小骏提问，中国现代化的起源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指向中国现代化是一种内生的过程，从元代到明清存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也有大政治转向官僚体制建设，其间也包括了商品生产与市场诞生的概念，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被打断，肇因于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入侵，使中国自发的现代化嘎然中止。另一方面，也有一批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本身并不具有现代化的动力，正是因为西方带来船坚砲利才带来现代化，因此存在两者学说的辩论。

对此，金耀基表示，这牵涉到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要把明清之后一些现代性的发展视做中国现代化的内生，也可以说得通，重构明代以后类世俗化以及某种具现代化意义的一些活动，不能说没有，但我看得是有没有满足到那个‘度’，‘度’没有达到，便不能影响什么。”

金耀基坦言，对于知识份子而言，中国过去一百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经学到科学”的嬗递，从而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当然，清代人也学几何学，这是科学当中非常基本的一课，我也承认这一点，但（当时）就是没有发展到那个‘度’，没有变成一个社会的普遍性。”

随后，有现场观众提问当前该如何理解中国法治层面的现代化？金耀基答称，五四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提及法律问题，“假如五四运动提及科学、民主之余，再加上法治，那对中国就会有偌大的帮助”。“一个有好的法治的社会，就算没有民主也无所谓。”金耀基认为，法治即是自由的秩序，法律之内人人自由，且法治不等于法制。因此，“建立法治比建立起民主当更为重要”。

此外，金耀基认为，各界在理解何谓中国的现代化时，经常陷入传统与现代是否对立的命题。金耀基主张，传统与现代是一路走来“到”的过程，中间不存在断裂。金耀基强调，任何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排除传统的成份，“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当然，不好的传统可以被淘汰，具有美感的传统，例如文学一定会存在。“我对传统的态度是要批判，但绝对不能盲目的反对；五四运动最大的错，不是批判传统，而是打倒传统，打倒传统就等于是打掉自己所有的资源，这是不会有出息的。”

因此，金耀基主张中国必要现代化，但应该选择符合中国条件，同时须具备中国文化特色，意即走出“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就不向西方学习，一旦中国拒绝学西方，那是主动关闭自己的智慧之门。

最后，金耀基简评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其认为中国从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到今天“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其来有自，因为邓小平意识到不能走苏联式的现代化，以保留“中国”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性目标，意即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于其中。“那不是指人口、也不是指发展阶段，这些都是会出现阶段性变化，唯有中国文化才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