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游击队有多强？武装齐全英军也投降 成香港积极抗日雄狮
在遭遇陈策的突围部队时，东江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已有三年，并为中国政府和当地民众所周知。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惠阳和宝安县沿着东江下游一带方圆约800平方英哩的区域。当香港于1941年底沦陷，这支活跃在英王领地东北方的抗日游击队已经跨越了稚嫩的初创时期并战胜了极度的坎坷与艰难。陈策的突围部队出境以后两个月，香港大学前医学院院长赖廉士（Lindsay Ride，1898-1977）又同几名战俘成功越狱，一起穿越新界崎岖的大山逃往中国大后方。东江游击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所有中国人组成的队伍中，他们是最活跃、最可靠、最有效并最积极抗日的队伍”，赖廉士这样评价东江游击队。“从新界一直到九龙的日占区都在他们的实际掌控之下”。（本文节录自《异途相逢：劳工运动与香港殖民统治1938-1958》。）
文：陆延（史学者，于美国新罕布什州立大学执教多年，专研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跨国界跨文化的内外互动与发展）
东江游击队的组成，既是一项由共产党发起的行动，更是当地民众对中国政府军撤出后的无政府乱局和侵华日军残暴统治的回应与反抗。就在日军于1938年10月初登陆大亚湾并进攻广州的时候，香港的共产党领导层在红磡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廖承志向其他两位会议参加者吴有恒和曾生传达了来自西北的指示。
共产党中央预计日军将很快攻占大广州地区，因而希望在香港的党组织发展游击战争、抵抗日本占领军。吴有恒当时担任香港市委书记，曾生作为地下党员担任海员工会的领导。两个年轻人都争着要去组建游击队。讨论下来，大家认为吴有恒在香港承担着领导600多名地下党员的责任，不能轻易走开；而曾生来自东江地区，是组织领导游击队的更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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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香港还在享受着最后的和平与安宁时，120多名工人和学生离开家人悄然北上，前往曾生的家乡惠阳县。他们有的一人独行，有的三俩结伴同往。这些北上的人们至少有一半是通过惠阳青年会而加入曾生领导的游击队。香港地下党市委的两名成员刘宣和周伯明也加入了北上的行列，担任年轻人的培训工作。到达惠阳后经过筛选，只有三十多名志愿者成为最初的游击战士；大多数志愿者的体格不符合参战的需要，转而成为“民运人员”，投入动员村民参加抗战的工作。这支小小的队伍开始与附近的中国政府军队联系，希望得到承认并获得武器弹药。他们从国军151师温淑海旅长手中获得十枝步枪，并被他命名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39年，东江游击队又被任命为（中国）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虽然新编大队并未因此获得第四战区的任何给养或武器弹药，这支游击队很快获得战区长官嘉奖，表彰它“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
来自政府军队对东江游击队最初的有限支持并没有维持多久，双方的关系很快恶化。政府方面试图控制这个最为活跃最为坚决抗敌的游击队，将其收编。遭到拒绝以后，政府军开始了大规模围剿，试图将东江游击队全部歼灭。1940年春季，政府军伏击东江游击队，将其赶出东江地区。在此艰难时刻，游击队收到上级指示，命其返回原基地、重建游击区。当时，东江游击队的力量已经从700人之众减少到100名左右。
政府军与东江游击队从最初合作到翻脸冲突，仅仅是日益剧烈的国共冲突的一个侧面。1937年，两党同意组成第二次统一战线，一致抵抗日本侵略。国民党对于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并成功建立抗日基地的共产党深怀戒意，从1939年起就动用精锐部队封锁延安地区，禁止一切工业品和医药物品的输入。防共政策迫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特别是在长江以南的部队调整组织部署和战术方法。1940年5月，曾生领导的游击队同王作尧领导下在东江西南方的东莞地区活动的一支游击队合并。他们公开宣布，新成立的部队接受共产党领导，并将其命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前，这支地方抗日武装必须同时在两个前线反击敌人：一面同中国政府军及日本占领军统领下的伪军作战，一面对日本占领军进行游击战。这支队伍从粮食到武器弹药以致最基本的医药和医护用品样样缺乏、没有丝毫保障，但却愈战愈强。它的队伍从120名志愿者开始发展，到1943年重新命名为东江纵队时已有3,500名之强。
东江游击队的力量，并非仅仅因为中国政府的宽容或压迫而增强或减弱。游击队本身缺乏经验，造成了它的初期错误判断和挫折。但是这支部队靠着坚定意志、爱国热情和当地人民的支持坚持了下来。从游击队指挥员到初期志愿加入的游击队员，所有成员一开始既没有军事技能、更没有战场经验。在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东江游击队就投入战场打了它成立之初的第一仗。在1938年刚刚成立时，共产党曾经派来几位有过战场经历的老战士，帮助训练这些来自广东和香港工厂、学校及田间的志愿者。新四军派来了曾经参加北伐战争的郑晋（又名郑天保）和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卢伟良，担任东江游击队的军事顾问。他们给游击队员进行基本军事训练，之后一直留在队伍里。经济上，东江游击队依靠在东南亚和北美的海外华侨资助；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为他们送来海外筹集的医药、捐款以及衣物和被褥。虽然这些外界捐赠支持了游击队每日必须的给养，但远不足以使东江纵队的志愿者们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下支撑了七年之久。
东江游击队为何能够在逆境下愈挫愈勇，外界观察者各持不同看法。作为战前香港殖民体系中的保守成员，赖廉士从局外人的角度断定，共产主义的信仰灌输是把一般群众拖进武装抗敌的主要原因。他于战俘营出逃后跋山涉水穿越新界山区，注意到游击队里有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他认为“政治性的鼓动演说……对取得中国农民支持并在他们心目中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着重要作用”。与赖廉士相反，在美国空军第14军服役的飞行员克尔中尉（Lieutenant Donald Kerr）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战争接近尾声时，克尔中尉的战斗机在启德机场附近被击落，他成功跳伞逃生并得到东江游击队战士的及时救助。在被转移去中国大后方之前，克尔中尉与东江游击队共处达一个月之久。他从年轻的翻译谭天（1916-1985，英文名Francis）口中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实际行动”是取得游击队员拥戴和当地群众支持的关键。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一个似乎居高临下带着不屑的意味，一个似乎又过于简短扼要，无法说明为甚么几乎样样匮乏的东江游击队能够在武装齐全的英军被日军缴械投降后，成为广东包括香港地区的唯一一簇“积极抗日的星星之火”。
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民间救亡运动所激发的蓬勃动力，就不会有东江游击队的存在。单单是“政治性的鼓动演说”绝不可能使这些游击队员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如此之久。远在游击队开始发展前，许许多多为了拯救危亡中的祖国而奔走呼号的青年已经在为游击队的出现铺垫下一块块社会基石。组织发起游击队并成为司令员的曾生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的亲身经历展示了救亡运动与武装抵抗、草根社会与共产党领导、香港劳工运动复苏与战时抗敌间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在曾生抵达坪山建立游击队的两年前，他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为了逃离内地政府的政治迫害和寻找共产党，曾生来到香港，成为“日本皇后号”远洋轮上的一名走钟仔（即听到客舱内客人打铃即作回应的服务生）。就像他在中山大学参加救亡运动一样，曾生立刻将远洋轮变成了他救亡活动的平台。很快，他在同船的海员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不少是二十年代就参加共产党但失去了组织联系的早期共产党人。曾生观察了解海员的生活，发现乡里关系的相互支持对这些离乡背井在外谋生的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把这些从惠阳和坪山来的海员组成互助团体。余闲乐社由此重新活跃，海员们在漫长的航程中可以排演粤剧而自娱自乐排遣孤寂。
曾生在“日本皇后号”上的社会活动很快就带上了政治色彩。当全面抗战爆发，“日本皇后号”上的船员开始为乘客演唱抗日救亡歌曲、表演救亡剧目，以此为祖国的抗战募集捐款各个远洋轮上也都纷纷组成余闲乐社，最终在1937年组成余闲乐社全港联会，会员从最初的17,000名发展到一年后的30,000名。1937年8月，余闲乐社和其他海员互助组织共六十多个团体联手，成功在港英政府注册并建立香港海员工会。四个月以后，工会被殖民当局无故查封。那时，曾生已经是有着一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并承担着中共香港市委的组织任务。
由于这段经历，曾生更加关注乡亲关系的聚合力。他在广州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之际回到中山大学，于1937年完成学业并获得学士学位。不久，他说服母亲，变卖了家里的田地而筹资500元，回到香港开办了专门接受海员子弟的海华学校。曾生还以惠阳人的身份参加了香港的惠阳青年会。以他特有的组织能力，曾生成为海员劳工运动和惠阳青年活动之间的重要纽带。最早参加东江游击队的120名志愿者中，大部分来自曾生个人积极参与的三个组织——海华学校，惠阳青年会，海员工会。1938年末，其他在香港和在海外的侨团组织又共同发起组织归国服务团，为在大广州地区和海南岛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送去各种组织动员、宣传及医疗服务的人力资源。
以曾生的经历观察，乡里关系显然对推动和扩大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聚合作用。然而，救亡运动还得益于其他各个不同民间团体，在本质上跨越了地域界线，走向全国人民寻求同生共存的更大目标。东江游击队中层骨干蔡国梁（1912-1952）的经历还表明，青年团体是许多人走上抗日武装斗争之路的重要桥梁。从战俘营逃出来的欧美人士，大多都经蔡国梁指挥的中队救助，前往中国大后方。蔡国梁出身于厦门的一个渔民之家；因为他做工的淘化大同罐头厂在香港开了分厂并雇他为工头，蔡国梁就成了香港的一名新移民。当时他的名字叫蔡顺法。在工厂里，他对工人之间的互助特别热心，自动为他们组织识字班，赢得许多工人的尊敬。在厂外，他又参加了当时住在九龙城附近的海员、小贩和菜农的子女组成的学德励志社。当时的学德励志社有大概八十多名社员，其中约有四五人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蔡国梁在劳工中热心公益而受到大家爱戴，引起地下共产党人周伯明的注意。两个年轻人见面一谈，各自都觉得相见恨晚。两个月后，蔡国梁说起他想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很快被接受参加共产党。当曾生组建他小小的游击队时，蔡顺法已经把他的名字改为蔡国梁。以他在工友中的号召力，蔡国梁马上动员了厂里十七名工人一起赶赴东江。他的两个妹妹蔡冰如和蔡仲敏也都是淘化大同罐头厂的工人和妇女活动积极分子。她们跟着哥哥参加了游击队。蔡冰如成为一名护士，蔡仲敏则加入了情报部门的工作。
东江游击队最初的志愿者大都来自城市。对绝大多数城市青年来说，在乡村开展游击战是个巨大的挑战。一般笼统的说法是，意志和决心使他们战胜了从城市到乡村的适应与过渡的挑战。但是，一位非凡的青年女性以她具体的亲身经历给这个过程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纪录，使后人能够更深切地体会东江游击队战士们看似平常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蔡松英（1926-）出身于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和蔡国梁没有亲戚关系。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她就成了一名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当时蔡松英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蚂蚁儿童剧团”，在学校演出救亡歌曲，还去附近的乡村地区表演，宣传救亡运动。部分蚂蚁儿童剧团的成员又义务担任夜校的小教员，为一百多名报童和擦鞋童扫盲。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困难，蔡松英不得不中断学习，先后去捷和钢铁厂和中华漆厂做工，做油灯的喷漆工作。不过她并没有停止参加救亡活动。工作之余她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与其他会员定期碰头，讨论祖国的战事和现状。1940年初，十四岁的蔡松英瞒着家人悄悄离开香港，参加了由香港学生赈济会组织的第四次回国服务团。七个月后，蔡松英返回家中，答应父母做个安分守己的女孩，家里也同意让她继续读书上中学。刚刚上到高一，香港沦陷，蔡松英不顾母亲的反对而再次离家。通过救亡团体的各种渠道，十七岁的蔡松英找到东江游击队，成为港九独立大队的一员。像游击队里许多女队员一样，她没有担任冲锋陷阵的战斗任务，而是成为在当地民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民运员”。
虽然蔡松英在职员家庭长大，从来没有享受过奢华，在新界乡间从事民运工作的种种挑战依然远远超出她的想像。她把从事民运工作总结为“过三关：第一关是语言关，第二关是脚底关，第三关是黑夜关”。位于香港和广东省之间的新界，当地居民说着不同的方言，而许多居民只说客家话，听不懂来自城市的广府话。蔡松英是在香港长大的佛山人，为了和新界的村民沟通，马上学会了客家话。但是“脚底关”就不是那么好过。村民赤脚走路，对穿鞋的城里人心生隔阂。为了成为他们认可的“自家人”，蔡松英脱去鞋袜，光脚和村民一起在地里干活，光脚走上处处荆棘的山间小路，光脚走下海滩收蚝。她的脚底没有村民那种长年赤脚而生成的厚茧，常常被山路上的草根和海滩上的尖石与贝壳划得鲜血淋漓。为了获得村民信任，她咬紧牙关绝不穿上鞋袜。在漆黑的山间行走，更是城里姑娘从未做过的事。“当在一个村做完宣传、上完课和教完夜校，便要摸黑由一条村走到另一条村”。她常常是一人行动，不能打手电或点火把，以免引人注意。为了防止有人告密或连累帮助她的村民，她通常只在山里找个岩洞或者在草地上过夜。做民运工作的三年八个月中，睡在村里的夜晚加起来不到一个月，对她来说是莫大的享受。有一次，蔡松英在疲劳工作一天后摸到山上，找了一个稍微平整的地方就地躺下，摸到一块石头当作枕头就睡了。早上醒来，发现那块“石头”竟然是个骷髅头！
正是在曾生和蔡国梁这样的青年领导努力下，东江游击队才能够从民众的救国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建立武装抗敌的游击基地。在此基础上，像蔡松英这样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民运员们，凭着每一个人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把东江游击队和当地普通的村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单单是“搞宣传”或者像赖廉士所说的进行“煽动性的政治演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行为给目不识丁的村民村妇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东江游击队和那些骚扰香港远乡近郊的土匪是完全不同的武装力量。在那些僻远的村落，过去的殖民官员鲜有光临。现在，这些民运员们为村民们带来了新的组织方式。他们帮助村民建立民兵以自卫；他们组织起儿童团、妇女会和抗日青年队，使每个人成为抗日战争的一分子；他们建起夜校为村民扫盲，使他们获得参与社会的有力工具。他们给穷乡僻壤带去村民们从来都买不起的药品和基本医疗救助。当新界地区在1942年遭受干旱饥荒时，民运员们帮助村民开荒播种，游击队则从广东地区运入粮食，还运入猪苗给村民饲养，待生猪长大后以同猪苗等重的猪肉归还“借贷”。在香港从英属殖民地瞬间变成日军占领地时，东江游击队的民运员成为军事抗敌以外的组织力量，在把村民们引向团结抗日的同时，也把社会进步带到了乡间。
书名：异途相逢：劳工运动与香港殖民统治1938-1958
作者：陆延，史学者，在美国新罕布什州立大学执教四分之一世纪，研究兴趣着意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跨国界跨文化的内外互动与发展。专著 Re-understanding Japan: Chinese Perspectives（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和 Crossed Paths: Labor Activism and Coloni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1938-1958（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以外，其他论著见 Moder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Labor: Studies in Working Class History 等学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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