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忌讳与地方命名——从汲水门到信德街
上期于香港粤语中的忌讳与委婉一文提到，语言忌讳与古代“迷信”有关，人们因害怕不幸之事来临，而避扩音及有关字词。同时，语言忌讳也与人际关系有关，为了避免惹人反感，人们会避扩音及被视为不雅及无礼的字词，更会因应听者的身份及近况，而调节及筛选说话的主题和用语，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意效果。
粤语有着大量因语言忌讳而生的委婉语（euphemism），而粤语忌讳现象不单在民间流传，更能在官方文件中看见其影子。例如1995年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的《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售楼说明研究报告书》：“售楼书须注明建筑完成日期、交易完成的预计日期和交出空置管有权（俗称交吉）的预计日期。”当中就以“交吉”补充说明“空置管有权”。粤语忌讳甚至会影响地方名的官方命名，以下将为读者解析数个本地与粤语忌讳有关的地方名字由来。
一、汲水门
汲水门是香港大屿山东北及马湾之间的海峡，当处水流急湍，因此得“急水门”之名，“急水门”一名早于明代郭棐《粤大记．广东沿海图》（1595年）便有所记载，见下图：
“急水”一语，可能让人联想起“意外”、“水灾”及“危险”，对以打鱼为生的渔民而言，尤为忌讳。因此，粤语以近音字“汲”（kap1）委婉取代“急”（gap1），最终变成了“汲水门”。根据张之洞着的《广东海图说》（1889年）：“汲水门本作急水门，今皆书作汲。”由此推断，此一更名最晚于清末已经出现。“汲水门”之名改得相当巧妙，一方面避免直接提及渔民的忌讳“急”，但同时以其近音“汲”来提醒行经船只要注意水流。
二、乐富
乐富位处九龙北狮子山山脚，相传曾有老虎在当地岩洞出没，因此当地原本名为“老虎岩”。可是由于对“老虎”的忌讳，害怕虎纵再现，加上以“老虎”为名煞气大，故在1970年代，港英政府在征集居民意见后，把当地改称为“乐富”（lok6 fu3），取“老虎”（lou5 fu2）的谐音。更名后当地居民不但没有对新名感到抗拒，反而认为“乐富”有“安乐”及“富足”的意思而加以接受，后来当地新建的屋邨及地铁站均以“乐富”来命名。有趣的是，本地居民为何只对“老虎”有所忌讳，而不曾有人提出要为“狮子山”更名？盖因香港历史上，只有虎患而没有狮患，而且“狮子山”不是住宅区，不会引起居民心理反弹。不过，虎患问题始终不常见，因此“老虎”也不算是香港粤语中常见的忌讳。然而，在国内部份地区，例如温州，历史上曾出现过严重的虎患，百姓闻虎色变，故惯以“大猫”委婉替代“老虎”。
三、调景岭
吊颈作为常用的自杀方式，自然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若然以“吊颈”为地方命名，可算是“忌讳”中的“忌讳”。1905年加拿大籍退休公务员伦尼（Alfred Herbert Rennie）在香港将军澳营运面粉厂，因经营不善，该厂不幸于三年后倒闭，同年伦尼自杀身亡。传闻指他在面粉厂内上吊自杀，该处因之被称为“吊颈岭”。“吊颈”一词不单让人感到“不吉利”，更让人产生莫大恐惧。时至1950年代，当时社会局救济署署长李孑农以其谐音“调景岭”取代“吊颈岭”，“调景”意为“调整景况”，不含不吉利的联想。下图为50年代运作的“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驻营服务处，可见当时英语地名不变，仍为Rennie’s Mill，至1997年后才改用粤语音译Tiu Keng Leng（从拼音可见“景”读“颈”，而“岭”为白读音），一直沿用至今。
四、秀茂坪
对于秀茂坪的名称起源有两家之说。一论认为当地属“坪”，即形势广阔而稍高的平原地，从前该处一带长满“苏茅草”，“苏茅”（sou1 maau4）谐音“秀茂”（sau3 mau6），加上“坪”便成了“秀茂坪”。一论则认为“秀茂坪”原名是“扫墓坪”，因为当地一带曾为坟场，日治时期更是皇军屠杀本地华人后埋葬尸首的“乱葬岗”。由于从前清明时节有不少人到该处“扫墓”，故被称为“扫墓坪”。虽然中国文化重视慎宗追远，“扫墓”是对先人表达敬意和缅怀的活动，然而“扫墓”难免让人联想起“死亡”及“阴间”，属忌讳类的大凶。为了避免直接提及“扫墓”这个忌讳词，港英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遂把“扫墓坪”改名成“秀茂坪”。
五、信德街
位于铜锣湾避风塘附近的“信德街”（Shelter Street）原名为“舒潦涛街”，由英文直接音译而成。可是在粤语中，“舒潦涛”的“舒”（syu1）与“输”同音，“潦涛”又与“潦倒”的发音接近。可想而之，每逢提及“舒潦涛街”，难免让人联想到“输潦倒”。港澳地区以贸易为主，赌风盛行，对商家和赌者而言，“输潦倒”三字尤为忌讳，做生意或赌台上不单止“输”钱，后续景况更是凄凉“潦倒”。从翻译角度，以“舒潦涛”作为Shelter的粤语译名并无不妥，但顾及到其发音容易使人产生负面联想，最终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把“舒潦涛街”改成现在的“信德街”。“信德”语义既正面，发音又与Shelter相似。
传递讯息是语言的基本功能，过程中需要顾及社会文化规范、说话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及别人的面子和感受，才能满足彼此沟通要求。因此，不管日常交流，甚或部份地方的命名也相继出现“避俗求雅”及“趋吉避凶”的倾向——因忌讳“吊颈”，故把“吊颈岭”改成较为中性的“调景岭”；因忌讳“输潦倒”，故把“舒潦涛街”改成带褒义的“信德街”。若把上述各例进行简单归纳与分析，便会发现部份语言忌讳带“普遍性”，例如与“死亡”有关的“吊颈”、“扫墓”，而另一部份则具“独特性”，例如“急水”之于渔民的忌讳程度，远高于一般市民，这是由于渔民经常出海，遇上“风高浪急”，不只影响生计，更威胁生命，故宁缓勿急。
可见语言忌讳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人类对未可知的大自然共有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来自个别行业的特定恐惧。不论为顾及“大众”或是“特定群体”的感受，为地方、街道命名时，“语言忌讳”及“文化风俗”都经常被纳入考虑之列。
王晋熙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硕士生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
详细内容请阅读第310期《香港01》电子周报（2022年3月28日）《粤语忌讳与地方命名——从汲水门到信德街》。按此试阅电子周报，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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