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自愿捐赠器官成效不彰 “预设默许”或成病人福音

玛丽医院的心胸外科深切治疗部住着一位年青病人，面色有点苍白，眼神涣散，他在拍照时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为方便在医院活动，病人的病榻下一般放有一双胶拖鞋，他也不例外，但拖鞋旁另有一双他心爱的半旧球靴。这位年轻人叫池志燊，20岁，为南华及晨曦青年足球队的守门员，2016年底被确诊心肌炎，现时心脏功能只剩5%，亟待换心。“你睇佢今日都有着住足球鞋，佢每日都会叫我拎对鞋畀佢。佢最大嘅希望系有个‘心’帮到佢。”妈妈一边说，一边拭泪。

可惜，香港的器官捐赠比例一直偏低，这个情况在全球不同地方亦是普遍现象。法国则尝试想出解决办法，法国的器官捐赠法在2017年1月1日生效，为“预设默许”（presumed consent/ opt-out）机制加入法律效力，如死者生前未有表明反对捐赠，法律上将认定其愿意将器官捐出。若香港也有类似的做法，池志燊很可能更快觅得合适心脏，再圆骋驰绿茵场的梦想。

港器官捐赠率偏低　机制应思改革

目前，香港仿傚英国“自愿捐赠”（opt-in）机制，有意捐赠人士须在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或签署器官捐赠证以表达意愿，方可在死后安排器官移植。“自愿捐赠”与法国的“预设默许”捐赠方式，两者之间该当如何取舍，至今未有定论，各地亦有不同做法。可是香港的器官捐赠比例的确长期偏低，的确是事实。

根据卫生署统计，截至2017年1月，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的已登记人数为24万，占香港总人口约3.2%。另外，国际器官捐赠与移植登记组织(IRODaT)的2016报告书指出，2015年香港每一百万人口之中只有5.8人在死后捐出器官，在46个国家与地区之中排名第37；法国则为27.5人，排名第7。

鉴于华人“保留全尸”的传统观念，香港社会对“预设默许”仍存有分歧，现阶段固不宜照搬法国制度，贸然为此立法。但本地器官捐赠率持续偏低，政府在宣传器官捐赠讯息的同时，不妨考虑检讨现行机制，研究采用自愿性质的“预设默许”器官捐赠制度之可行性。

其一，预设默许不等同强制器官捐赠，拒绝捐赠者有充份时间及不同途径表达个人意愿，不论在生前死后，皆不会对个人自由构成侵害。拒绝捐赠的法国国民可在“拒绝名册”（Refusal Register）上登记，至今登记者已有15万人。法国政府亦承诺开放网上登记，简化现有之邮寄登记程序。另外，他们可签署书面声明表达意愿，交由直系亲属保管，甚或口头向亲属表达拒捐意愿。

“预设默许”捐赠理念　值得香港参考

其二，在预设默许机制下，有意捐赠者可避免面对不必要之心理恐惧。中国传统忌讳谈论死亡，此观念在长者中尤其根深柢固，纵有思想开明者愿在身故后捐出器官，但要他们在生前主动登记捐赠器官，难免构成一定压力。“不吉利”屡屡成为登记捐赠器官之障碍，就此方面而言，预设默许机制在华人社会不无价值。

其三，有论者列举新加坡作为预设默许机制的反证，但新加坡的情况实源于实施过程失当，致大批国民主动退出捐赠。新加坡在1987年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法例》（Human Organ Transplant Act），与法国的器官捐赠法类同。同时，新加坡规定退出者日后如有需要轮候器官捐赠，会被排在较后位置，加上曾经发生医生“强摘”器官事件，以及国民普遍对“脑干死亡”欠缺认知，导致国内器官捐赠一直未如理想。新加坡之问题在于未有循序渐进，施行既急且猛，香港宜加借鉴，而非以之否定预设默许机制之价值。

香港的自愿损赠机制源袭英国，然而威尔斯在2015年12月1 日起成为首个改行“预设默许”机制的英联邦成员，预计器官捐赠率上升25%。“预设默许”机制的成效为人所共见，亦为大势所趋，面对持续偏低的器官捐赠率，令如池志燊般的病患者与其家人饱受等候合适器官的煎熬，香港到底是要持守过往做法，还是加以改革、创新，实值得深思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