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三｜缺顶层设计之痛：香港频与科技腾飞擦肩而过
从政府到市民，都对发展科技有过太多迟疑。中芯国际、大疆科技和数不清的北上港企，太多发展科技的机会曾摆在香港政府眼前，却没有珍惜。港人普遍相信“High Tech揩嘢，Low Tech捞嘢”的玩笑，眼见新加坡厚积薄发实现经济奇迹、深圳GDP反超香港，却依然不相信科技能在香港激起水花。
此为香港尖端科技发展系列报道四之三
承接上文：
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恶性循环
香港是个高度经济化社会，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内地的科技发展在讲‘十年磨一剑’，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黄锦辉慨叹，“过去三十年，我们还是比较短视一些。”他把这种短视归咎于港英时期形成的思维，“因快回归了，大家就想揾钱尽快走，太长远的投资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务业，做‘炒卖’⋯⋯这种风气应被纠正。”
研究“十年磨一剑”的科技，打造“国际创科中心”，从不只是大学和科创界的责任。这当中不止需要商界转变对科技投资的模式，更需政府在“顶层设计”上有前瞻布局、政策倾斜和财政投入，制定蓝图，以“长远规划”对抗市场中追逐经济效益的“短视风气”。
市场短视保守 执政者官僚僵化
黄锦辉所言的短视、保守风气，在科技投资上可见一斑。许可和刘振韬作为同出身于科技园的创业者，在内地、香港和海外均接触过不少投资机构。许可形容，“香港投资者对技术的质疑较少，但拍板时，胆子也没那么大”，最后还是愿意“投”自己看得明白的商业模式。他举例，像科大李泽湘的团队，就会选择投资“成熟模式下的微创新”，如无人机改造技术，而不会投“超出认知范围的硬技术”。许可总结：“香港的投资者稍微没有内地投资者那么勇敢。内地投资者就算看不懂权威机构、技术原理，也较勇于去投。”
刘振韬忆述曾在矽谷出差，发现美国的创投氛围更大胆。“矽谷投资很简单，投十间（初创公司），中三间，就可赚钱。因他们赢过，所以不会每间都‘啄’。香港一次都没赢过，当然会保守！”他形容香港人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创科投资的氛围，在科技方面的风险投资知识更是落后，“你与基金谈，他们不相信你会成功，觉得你在骗他。但做生意必然有风险，不然什么叫风险投资？买层楼好过啦！”
不止是商界，陆港两地的政府和公营机构对科技初创的态度和管治模式亦大不同。自“十四五”规划定调要发展尖端科技后，类似朗思、恒光等拥有半导体专利的初创公司不止早成了内地投资机构的“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内地地方政府眼中的优质资源。刘振韬举例，他率领团队前往内地参加科技比赛，在比赛之前，无锡市和宁波市政府的官员来与各团队开会。“无锡政府开声，无论明天比赛输赢，在座33个队伍，只要愿意落户无锡，政府即刻给1,000万元（人民币）！然后宁波政府又走过来，讲了同一番话！”他表示，针对半导体企业，南京、乌镇、合肥三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都很大，还有购房补贴和子女教育补贴等，“加起来不会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说完还不忘提醒记者，“你一定要写给香港政府看，这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许可则以“深圳天使母基金”来阐述内地政府的清醒和积极，“深圳政府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他们清楚意识到深圳本地科研资源是不足的，所以会用‘天使母基金’来吸引研究资源、科技资源。”深圳天使母基金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发起的科技风投基金，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天使母基金与深圳本地部份科技创投公司签约，实行1：1的资金配套，战略性投资一些深圳短板的初创企业。朗思科技日前获得来自于“英诺天使基金”的数百万元融资，该机构亦是与天使母基金签约的公司之一。许可透露，深圳天使母基金希望吸引“硬科技”项目，更看中香港有强大的基础研究优势，因此在招揽香港团队方面“专设指标”，“这就是老有人联系我们的原因。”
相较之下，港政和科学园的资助机制显得僵化和保守得多。刘振韬形容科学园的入驻程序极其繁复，“其实搞工程，官僚真是无用的！拿文件去管真的没用的！”他感叹，填写文件对他们而言简直是“负累”，是在discourage（不鼓励）有志创业的人。许可亦表达了相似看法。朗思科技是从大学中孵化出来的初创，拿到了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TSSSU）的顶额资助后“免试”进入科学园，但同样需填写考核计划、经费预算等。“科学园这个（计划）是我创业那么久写得最详细的一个，真的非常烦！”许可边说边摇头。
李展升举了具体例子，恒光公司曾因申请企业支援计划（ESS）而填写过一份计划书，当中最难理解的是要填milestone（里程碑），“计划书要我写两年内会发生的事”，何时完成什么目标。刘振韬批评，科研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创科是‘创’出来的”，很难预知未来的事。“如果发现新突破，那我要不要继续研究？你要我先做了写好的东西，假如做新发明，又不符合milestone，到时revisement（评估）又不过关，那还是算了吧。”他批评这种管治方法既不利创新，亦不科学，“技术层面轮不到文官指指点点。我尊重你有管理能力、经济思维，但你亦要尊重理工的经验和知识。”
刘振韬慨叹，若不是无锡离港太远，他确实考虑过把公司搬过去，“反过来讲，如果香港有这样的条件，我还用想着走？”他说，内地官员是“行过来，很sincere（真诚）地提出帮忙”，香港则是眼花缭乱的“申请程序”，“你真的不能怪那些人才读完书就回内地，你的政策都不favour（鼓励）这件事！”
“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由此可见，缺乏创投氛围其实不止是商界的问题，很大程度源于香港由上至下、由政府至商界乃至普通市民，都缺乏对科技价值的共识，亦不相信香港能做出自己的科技、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陈清泉前往新加坡调研之时，是香港回归初期，一切都是探索阶段。他忆述当他拜访新加坡负责规划科技发展的官员时，对方向其强调“现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
这是一句人尽皆知的大道理，可惜过往施政者们没有理解其中精髓—要将发展科技作为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特区政府眼中的“科技”，只是大学高企的排名，是提高生产力的营商模式，是现代化的智慧城市，从来不是一个“未来产业”，亦不清楚科技能为经济体增加多少竞争力、为社会结构带来何种变化。所以，回归后的二十余年，香港眼见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大量北流而不懂出手挽留；矽港、数码港等一系列科技蓝图不是因政治阻力而“胎死腹中”，就是因政府换届而沦为“地产项目”，靠收租扭转盈亏。发展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四大传统支柱产业的重要性和优先度亦远远置于发展创科之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清泉明确批评，香港的领导人不但应该展示出对科学、科技的重视，更应拿出“顶层设计”。何谓“重视”和“顶层设计”？他以自身举例，从学生到院士，他曾历经中国科学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在现场感受到三位中国领导人与科学人员的交流，分别是：时任总理周恩来在1956年全国知识份子会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四个现代化”和“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科技强国”的目标。
陈清泉以这三个历史时期为例证，敦促香港的领导人应“从思想到规划”形成发展科技的“顶层设计”，“中国有‘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有‘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这就是顶层设计，香港也要开始有这些。”
刘振韬以更浅显易懂的比喻来解释，“以前城门河污糟邋遢，政府扔钱入去，铲起整个河底，现在才有鱼、有雀仔。你要打造生态环境，一定要这样做。”他指出，政府若想推动科技发展，必须“大幅度改革”，长期布局科创生态和制定鼓励政策，“投资都是跟政策来的，如果政策不鼓励，企业、工厂是不会落地过来的。”他解释，科创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回报周期相对长，“若没有一个很强劲的支持，那些公司分分钟‘死咗’。”
陈清泉总结，若香港想发展尖端科技，迈向“国际创科中心”，就要在规划层面做到“三个了解”。其一，香港要了解自身，“要理清楚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短板，才可以去做顶层设计。”其二，香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以前殖民地时代，香港对科技没有需求。大公司需要技术，可以从外国买，所以（大学）都在写论文。但现在国家有需求了，香港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来发挥优势，补短板。”其三，了解世界的发展方向，“世界上有四个湾区，矽谷是高科技加金融，纽约是金融加服务业，东京是金融加高端制造，而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无论经济总量还是面积都比它们大很多。中央决心很大，要把大湾区变成世界上最好的湾区。”
上文节录自第27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划入国策 如何借势打造世界新矽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