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一｜香港如何借势打造世界新矽谷
香港要发展创科、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等官方口号早已呼喊了多年，但至今似乎仍然未能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导致过去多次错失先机，例如在1998年提出、耗资100亿元的“矽港计划”，就胎死腹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表明，将会加快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神经芯片及DNA储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有意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香港，是否具备成为“国家科技先锋”的条件，又能否借势打造“世界新矽谷”？
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及多位专家接受《香港01》专访，指出香港必须纠正缺乏研究院、去科技化及顶层设计不足这三大弊端，方能为创科发展闯出一条血路，在尖端科技领域为国家尽一分力。
此为香港尖端科技发展系列报道四之一
系列文章：
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恶性循环
缺研究院之痛 港容不下科学家 谈何十年磨一剑？
香港城市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硕士谭柱光（阿光）介绍了自己从攻读博士学位到退学的经历。阿光硕士毕业后接到教授电话，问他是否想攻读RISC-V（开源芯片架构）方向的博士。“当时博士生竞争十分激烈，教授在一大叠CV底下找到我，因为我没有出过paper（论文），是靠GPA（绩点）高入去，而且教授想收个local（本地）学生。”
阿光指出，中学数学教育与大学断层，而年轻人入读工程科大多因为“够分”，并非真正感兴趣，这令不少人在学士阶段已被“打残”，“我认识不少本科生都不知自己学了什么！连基本的‘快速傅立叶运算’都不熟，谈何科研？”相较之下，入实验室攻读研究生的非本地生对工程学的掌握水平高于本地学生，“工程在内地本身就是‘神科’……有同学读控制技术出身，我读电子出身，我们一起读电子硕士，他们和我‘有得挥’，甚至打赢我。”
阿光认为，内地做科研的应用场景比香港广阔得多，学生科研水平自然高，“内地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可以做到我们硕士的级数。我当时往哈尔滨工业大学交流，学生的成品会拿去酒泉（卫星中心）做发射，真是不得了！”
很可惜的是，在入读博士两个月后，阿光选择了退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压力”。阿光解释，学校现时会为博士学位设立奖学金，但必须要以GPA作标准，否则须自付学费。“做科研、出paper，有时很难保证GPA可以去到那个水平，但如果少了这笔收入，那家庭的经济状况就会很差。”阿光无奈感叹，能读到博士的人已有一定岁数，家庭内难免“有声音”，“真是会令好似我这种公屋出身的人有所‘却步’。”
回报需时机会少 谁来“坐冷板凳”？
阿光所言不假，香港真的没有太多大学毕业生愿意继续深造，导致科研人才不足。据《2020年世界创新指数》，香港每百万人口的研究员数目为4026.5位左右，在发达经济体组别中表现弱势，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见表一）。
另据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牵头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会”的研究报告《释放香港科创潜能 构建国际研发之都》（下称《研发之都》），香港2018年的教育界别研究人员数目不及伦敦的三分之一，其中虽然教授数量相仿，但研究生和研究员的数量之差相距甚远（见表二）。
“亚洲电动汽车之父”陈清泉的观察则是，香港学生十分聪慧，但大多认为攻读博士难有出路，所以学士毕业后不再深造。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可谓见证了香港科研界大大小小的发展，亦亲历了国家科学的腾飞，即使年过八旬仍活跃于科技前沿，例如日前便参与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集合在港院士为特区政府发展科创建言献策。
“科研人员申报项目等花费时间太长，静下心‘十年磨一剑’的太少了。”陈清泉说，“应该摒弃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他曾撰写《给科研人员创新提供从0到1的原创性氛围》，提到回报需时：“基础类研究成果由于其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其理论价值的显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评价时可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扩大国内外同行评议的范围，重点考察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尤其是对应用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可惜，在急于求成的香港，无论教授还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愿意“坐冷板凳”。据教资会数据，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按此推算，本地学术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但话说回来，“急功近利”是人性使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更大行其道，问题是特区政府曾否针对有关问题为研究人才提供足够诱因、大兴产业提供足够职位？答案无疑令人失望。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倪明选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也难掩对科研人才不足的遗憾之情：“我培养过很多优秀的毕业生，留在香港的并不多。”他指出，土地限制、基建落后、房价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碍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例如学生若想留校任教，就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国；若想创新创业，则只能北上突围。
那么，内部症结何在？首先，是香港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过低。以尖端科技必备的芯片为例，“三十年前，科大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做芯片的地方。”倪明选说，这三十年来，政府没有资助高校更新相关设备，设备亦已经落伍，“香港已经错失机会了。”另据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香港“人力资本投资倍增计划”的建议》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比重只有3.3%，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平均5.1%的水平；产业部门、政府和大学的研发支出总和只占GDP的0.8%，OECD成员国平均值达2.4%，“是香港的3倍”，“相比之下，韩国和以色列的研发支出在GDP的占比均超过4.5%，瑞典、日本也有3%。”
其次，在资源已然短缺的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逐排名，导致同质竞争严重、缺乏合作。香港科学院院长、香港大学前校长徐立之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曾形容高校追逐排名为“必要之恶”。例如各校有学科差异，但教资会却无视差异套用同一考核框架，“用文章数字等方法去评价大学的研究水平，而且评出来（的结果）是整间大学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学生、拨款。”在这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机制下，追逐资源、排名的压力层层下放，大学教授以发表论文为目标，难以静下心来做棘手的前沿科技研究。
不过，资源确实有限，但潜力却是无限。今年3月全国“两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当中明确专攻“前沿科技”（尖端科技），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拥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具备国际化制度和环境、聚集了大批世界知名学者的香港，似乎是全国当中最具能力从事这七大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指出，香港在“十四五”规划所列的六大科技领域上是“大有可为”。他将国家规划所列的科技分为两类：一类是“卡脖子”技术，即外国做得好但中国较为落后的科技领域，如集成电路（即芯片、传感器等）；另一类是“未知”的技术，即各国都在摸索的科技领域，如量子计算。香港可以集聚现有优势，配合国家的需要集中攻关“卡脖子”问题，积极参与“未知”的科学研究。
黄锦辉以现时最热门的“卡脖子”技术—芯片为例：芯片技术分为设计和生产两方面，香港的“芯片设计”水平是世界一流，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在世界上更是“数一数二”。
根据2021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科技大学的电子电气工程学系位列全球第20位，而全港有五间高校的电子系入围世界前一百（见表三）。可以说，香港在电子系的学术积累优势，放在亚洲都是无出其右，甚至与以芯片产业为主的韩国不相伯仲，且远胜于台湾（见表四）。
需集聚资源 建研究院方能解困
“香港科创界想要对‘卡脖子’技术作贡献，第一件事就是要给科研人员宽松的环境。”陈清泉一针见血地说，科学家不应该受评价体系所限制，现时的评价体系“强调论文数量”，不利于“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而归根究柢，应该从建立“研究院”开始突围。
目前，香港高校研发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资助，大学同质竞争、研究人才流失可谓是公帑运用效率低下的表现。若要打破这种僵局，必须要从制度上有所改变，要将尖端科技研究最依赖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包括资金、知识、人才—而“研究院”就是最佳所在。
“搞高科技产业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学，产生科学的地方；第二是研究院，产生技术；第三是企业和市场；第四是金融。”陈清泉指出了香港创科目前的痛点：“香港有名牌大学，没有研究院，所以大学产生了科学、理论，但产生不了技术。”他提议香港成立专门的“研究院”，例如“矽谷里也有国家实验室”，以建立完整的科研生态。
黄锦辉亦认为，香港须建造“湾区超级科研机构”：“建立大型科研机构已经成为了全球趋势，为长期和大规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顶尖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
“学生读了博士想任教，大学教授名额是有限的。接着去读博士后、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项目的钱，是‘soft money’，不是职业啊！项目没有了，钱也没有了。”陈清泉又指，香港学生喜欢做医生、律师、金融，相较之下，“理工科那么辛苦，赚不到快钱、娶不到老婆、买不到房子……这都是因为香港缺乏研究员这种明确的职业道路。”陈清泉希望，中国科学院能在香港分设机构，令有志从事科研的青年有处可去。
此类以“科研”为业的研究院、研究所，更能够打破大学同质竞争的现状，建立学科间、学校间的合作平台，而这对推动尖端科技研究至关重要。陈清泉表示，“现在只有从事跨学科的研究，才有希望在学科中打造领导地位”，皆因普通的科技已被发明出来了，所以就要去跨学科领域中探索，“要敢于进入无人区。”
陈清泉举例，国际前沿的科技工程教育已经率先采用了“跨学科”的机制，例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而科大（广州）亦采用了这种模式。只是，跨学科的教育制度要求学校打破传统的学院学系，这对本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而言，未免太过“伤筋动骨”，但若然有新建的“研究院”，便可以打破壁垒，勇于尝试。黄锦辉就建议，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可率先合作在河套区建立大型科研机构，汇聚人才、集合资源，“为攻克技术难关、掌握核心前沿技术积聚力量。”
香港也有研究机构，自2006年起就建立了不少研发中心，包括汽车科技研发中心、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应科院”）、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以及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然而，香港现有的研发中心规模较小，合共聘用研究员的数目不超过400人（见表五），而且各研发中心背后依托大学的实验室，要主攻领域和主题，难以进行跨院校、跨学科研究。政府应该考虑整合资源，从制度上设计出合作攻关尖端科技的平台。
例如上述《研发之都》报告指出，近年在科学领域领先的英美等经济体已经开始建立跨机构的大型研究机构。在美国，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设立旨在促进深度的跨学科、跨组织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决当今复杂的生物医学难题。而大型研究机构的长远及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大笔和经常性的投入，以博德研究所为例，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会资助约1.5亿美元来支持其研究工作。
上文节录自第270期《香港01》周报（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划入国策 如何借势打造世界新矽谷》。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