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新势力 · 二｜议员二代、离地富二代：标签终会被务实撕下
“就当我是80后吧，好吗？我是1978年出生，其实很近啦！”当被记者称为“政坛新生代”时，梁宏正笑笑，竭力否认自己的70后身份，并自嘲称他这代人是“尴尬的一代”—老一辈人觉得他是后生仔，年轻人又觉得他是老人家。他参与青年服务工作已十八年，身兼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经民联青委会主席及关爱基金副主席等。然而，梁宏正的这些身份却远远不及“梁君彦的儿子”、“离地富二代”这些标签为人熟知。从初出茅庐到身兼多份公职，有志服务社会的青年工作者梁宏正对这些标签有着自己的看法—平常心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承接上文：【治港新势力．一】新方向HK—— 正在有机生长的“草根力量”
或许因为上述标签多少带有负面意味，当提及“政坛新生代”这个名称时，梁宏正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被贴上正面标签。生于富裕家庭，父亲是立法会议员（现任主席），毕业于世界一流学府后创业经商，这样的背景与经历，的确很难将其与“含着金钥匙”长大的贵公子形象分开。不可避免地，无论他做出怎样的成绩，都会被视为“借父荫”。
“这些标签对我而言，究竟是沉重的包袱还是一种激励？我是平常心看待的。我早就习惯了，这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服务社会。”梁宏正透露，自己平日很少与父亲谈论工作，除了世代差异及所处岗位不同而想法不同外，也因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与父亲不同。“我现阶段的兴趣与工作以社会或公共服务为主。这并不是因为受父亲影响，尽管大家原则是一致的⋯⋯但我在看问题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观点与角度。”
梁宏正原本只投身于青年工作，但过程中对其他范畴产生了兴趣，如加入“关爱基金”。他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他认为，当疾病，尤其是罕见病到来时，无论哪个阶层、哪个群体，都同样束手无策。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帮助这些病人。
本港商界代表们常被诟病离地，他也不例外，身处工商政党，加上“富二代”标签，梁宏正自然也成为了“离地”的一员。相比起对上述标签的淡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同意“离地”这一说法。他表示，不论是身处商界还是经民联，自己代表的都是香港社会，而非某一群人：“每天一起床，我就能学到新的事情，对青年、经济、社会民生了解多些，这令我觉得有趣。在沟通中换位思考，了解不同的人和事——我也不想令自己觉得我是离地的。”
港青需异地体验 赢得“经验值”
早前，有不少建制派团体积极促成香港青年北上大湾区其他地方的各项计划，如经民联倡设“港青大湾区e通道”，并提出十大建议，青年民建联在《施政报告》期望当中亦多次提及鼓励港青到大湾区其他地方工作、置业。但在本港自身的深层次矛盾未解决前，一味将青年“赶往”大湾区其他地方，不仅治标不治本，更会造成本港的人才流失。
梁宏正不止一次鼓励青年亲身感受大湾区。他解释自己的本意并非要将问题抛给大湾区：“我希望年轻人能多外出走走，内地也好，外国也好，从中得到的生活、工作经验将受益无穷。”他亦认为香港的年轻人注重自己的价值和未来发展。他以“打机”作比喻，解释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就像在游戏中，你是一个有任务要完成的主角，为达致这个目标需使用不同工具储经验值。对于青年，这些经验值可以来自于香港，也可以是内地或外国，尽可能去丰富，这样才能在‘打大佬’时过关。”
梁宏正分析指，香港的青年具有灵活适应的能力，且更具国际视野—这是因为香港易接收全世界的资讯，在生活上能“知道外国兴哪一款波鞋”或使用什么流行产品，在思维上则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然而，就“全球视野”而言，他认为在青年的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经验值”来自于实践。他解释道：“年轻人不应困在一个盒中，要开放点。真正工作生活的体验会比观光旅游带来更广阔的视野。现在政府提供机会、资助去大湾区（其他地方）工作两三年，我们当然要鼓励。可以借着这样的体验机会真正了解内地人是怎么想的、内地市场是怎样的。这并非将青年赶走，而是尊重他们的选择，亦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建设香港，毕竟，香港离不开这些年轻人。”
是的，香港离不开年轻人，然而，香港有无能力吸引这些去到天南海北“拿经验值”的年轻人回来？高企的楼价、狭窄的就业选择、困难的上游机会，只会令青年难以立足。梁宏正亦对此表示忧虑。他指出，除了要为年轻人创造“走出去”的机会，更重要是在香港建立供青年发展的平台。“香港的市场不大，正因如此，大湾区的设计才显得尤为重要——是市场覆盖的拓展。”然而，机会的提供并不只是市场的责任。本港欠缺产业规划和蓝图，是政府缺乏规划能力、管治方式僵化的体现。
梁宏正指出，政府应研究发展不同产业，尽管之前有金融、地产，现在开始发展创新科技，但年轻人需要的远远不止于此，“创科本身已分门别类，还要结合本身传统的线下经济模式——所以现在才要发展‘斑马经济’，而非只有‘独角兽’。”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不到十年、估值10亿美元以上、但未在股票市场上市的科技创业公司。至于斑马经济，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曾在撰文时这样解释：既是新经济，也是旧经济，既是虚拟经济，也是实体经济，即新旧、虚实的结合。
“况且，年轻人现在想要从事的领域亦包括文化、体育，例如现在流行的‘耳朵经济’等。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想要创业，或做自由工作者⋯⋯”他指出，“我的意思是，十八年前的年轻人更希望进入稳定且高福利的大公司；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愈来愈多的想法，而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的国际级都会，理应为他们提供不同的圆梦平台。”
深化细化青年服务 盼更多发声渠道
无论是全国青联，还是党内的青年工作，梁宏正都认为，青年在改变，社会在改变，青年工作的方式亦应变化。他比较倾向采用细化、深化的方式去耕耘。
自2016年起，由北京国际民间交流促进会与香港北京交流协进会主办的“京港青少年科技创新交流营”吸引了众多来自香港及北京、荣获各类科创大赛奖项的青少年科技精英参加。梁宏正有份参与计划的设计与沟通工作。“若想增进两地青年良好沟通和了解，只带他们去看万里长城是不会达到理想效果的。而是要取他们所长、所好去展开活动。”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此计划最终选择了“小型而深入的方式”——以创科为主题，从北京、香港各选出30名对此领域感兴趣的中学生。
在连续四、五日的同吃同住中，两地学生被混合分组，合作完成各种课题，如环保屋、脑波控制四驱小车、仿真机械人等。梁宏正忆述：“大家的生活学习背景不同，粤语与北京腔亦产生语言差异，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有着共同语言——对创科的热情，这样的共同兴趣令他们在合作过程中毫无障碍。”透过观察，他亦发现了两地青年的不同，如北京的学生更注重理论，香港学生则更注重实践，这也代表了两地文化背景的差异。然而，共同的目标与兴趣会化差异为特色，优势互补。
类似的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梁宏正“深化、细化”青年服务工作的想法，他也希望有更多机会能令青年议题得到关注、重视。“选举制度改革后，全国青联成为第五界别的选民之一，简单来讲，我们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参与到选委会工作之中。当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当然是开心的。”
在政府公布《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后，选举委员会新增了由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组成的第五界别，共占110席，这些席位会由全国青联、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全国侨联与中华海外联谊会瓜分。第五界别亦被称为“国家队”，对此“新标签”，梁宏正似乎既不抗拒，又不完全认同。他指出，全国青联共有1,375人，当中港区成员为101人。这些成员来自本港不同阶层，有着不同背景，如商业、基层服务、社会服务人士等，具备青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沉淀。
“我们的成员对本港的青年发展有着深入了解，故可与香港、内地沟通香港青年的实况；同时，我们亦是爱国爱港人士， 对国家的情况掌握得较好，希望能扮演桥梁的角色。希望能将青年的声音带入选委会，以期候选人能更关注青年议题。”梁宏正说。他直言无论是经民联还是全国青联，都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的声音，以及让有能之士进入议会。对于他本人是否有意出战立法会选举，梁宏正表示，现在思考这个问题还太早，暂时未有考虑。
对于自己以后“政途”的规划，梁宏正十分“佛系”：随缘就好。对他而言，从政与否区别不大，只是达致理想的一个路径。他坦言，从政、进议会都是较好路径，但不等于实现了理想：“比如说，我们经民联现在有八位议员，他们都会有一直想做、仍未做到的事。若有这份心，无论在什么位置都能朝着目标前进，若没有，进了议会又能怎样呢？”
那么，他所认为的理想或目标究竟是什么？“无论做什么都好，我的目标都是令社会变得更美好⋯⋯”他停了几秒钟，像被自己逗笑了一般，“是不是听起来很理想化？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他的眼神变得坚定。聊到这里，似乎谁也想不起那些所谓的“标签”了。
上文刊登于第265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17日）《议员二代、富二代、离地：标签终会被务实撕下》。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