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新势力．一｜香港新方向—— 正在有机生长的“草根力量”
“改革”，“求变”，似乎是今年香港的关键字，尽管它们早已在各地政局频密出现，但之于香港，仍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当反修例风波过后，中央先后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有人消极认定香港从此一落千丈，也有人积极相信有望促成良政善治——实际结果仍然有待时间验证，而接下来的选委、立会及特首选举，或可见端倪。
“爱国者治港”原则已被确立，原有的政治格局也被打乱，无论建制还是泛民全都面临重整——前者亟待打破既得利益纠缠，后者急需回归务实理性——在此变动时期，不少新生力量正蓄势待发，有的是传统政党的接班梯队，有的是不为人知的政治素人，有的是向来不问政事的港漂群体。他们的出现，将会给因政治争拗而疲软的香港注入怎样的元素、带来怎样的“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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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务实、生命力——打开“香港新方向”的网页，看到他们的文章，这些感觉便会扑面而来。这样的观感，或许也是他们的个性及态度。“我们办讲座场地费用都是大家AA（制）的⋯⋯即使阿Paul是主讲人，都要付钱，哈哈哈。”香港新方向的创办人之一刘畅笑着说。他口中的“阿Paul”王宇，同为创办人，亦是团体中法律专业的召集人。
这个无资金、无资源、无背景的“三无”团体，是由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生活在香港的人组成，于2019年10月创立，并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迅速发展。其建设性的政策发言，逐渐出现于本港公众视野之中，获得不少关注。横空出世的香港新方向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志向抱负？
代表所有以香港为家的人
去年7月，香港新方向开始撰写疫情相关文章，直击政府抗疫漏洞，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建议。尔后，有关本港政治、法制、产业等议题的文章陆续面世，落款则始终是“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一群人，矢志成为内地和香港之间真诚交流和信任构建的发声平台，倡导有为政府，打破资本垄断，为香港寻找一个新方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如此神秘的新方向，究竟是何等人物？他们代表怎样的一个群体？
这要从香港新方向的成立说起。刘畅是一间新媒体文化传播公司的创办者，于2008年来港读书。“2008年在香港经历的两件事，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刘畅表示。2008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撼与北京奥运会的骄傲在同年发生。对于香港而言，2008年亦是刻在“香港大事记”中的重要年份，在这一年，港人对中国的认同感达到巅峰。
据当时民调，有95%的港人曾为四川地震捐款。那个时候，刘畅刚到港数月，他清楚地记得，无论是在校园的大屏幕，还是外面的茶餐厅电视机中，都在滚动播放灾区的新闻。“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自己家出事’的感觉，人们都在对着屏幕中的新闻流泪，没有‘你来自哪里’的区分。”不同社会团体的募捐随处可见，刘畅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将钱包中所有的钱都放入了募捐箱：“这对我而言非常震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喜欢上了香港这座城市。北京奥运会时，我们全校的同学一起迎接圣火，观看直播，欢呼雀跃。当时在讨论区中看到的，都是对中国夺冠、升国旗的自豪。”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很难不为之动容。刘畅选择了留下来，工作、成家，也有了小朋友。在这座他喜欢的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也逐渐发现，在社会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许多问题。“当你在这里，每个政策决定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而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正是所有香港人会遇到的问题。”他举例，如有了下一代后，便要考虑小朋友的读书问题，但他发现，香港的托育政策并不完善，没有足够的全日班去“解放”需要返工的双亲。奇怪的是，香港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却无基本的配套。要知道，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愿意聘用家佣，况且，照料下一代并非只是家庭的责任，更是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刘畅指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甚至不必刻意去研究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它本身就与生活紧密结合。每当遇到不合理且未被解决的问题时，我会去思考，去探讨原因及解决方案。”
王宇是执业刑事律师，巧合的是，他与刘畅同年来港，亦感受到当年的社会氛围。不同的是，由于职业的需要，看新闻、了解政策是王宇的“每日必修课”。“我学的是法律，工作是刑事案件，每天都要看新闻—因为很可能某则新闻中的当事人，日后会成为我的客户。”他开玩笑道，“我们的行业，天然与政策挂钩，如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其实就是法律领域的事情。但从2008年到现在，历经国教、奶粉事件、伞运这些事，人们的认同、归属感呈螺旋式下降，愈来愈离心⋯⋯我们便开始思考：到底怎么了？”
对法律从业者而言，2019年的社会运动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王宇指出，当矛盾不断升级，无论是身体还是观念上的冲突，都在逐渐两极化，这是所有人都未曾经历过的。“我是做刑辩的，但也正因如此，我才深知香港是一个没有什么暴力因子的社会。从动口不动手的状态，演变到每星期的街头暴力，令我觉得，似乎在那些时刻，法律是有真空状态的。社会突然分阵营了。我们充满疑问，也会去思考原因。于是，我们这些来自各个行业、跨背景的人，在下班后会聚在一起讨论，分享看法。”
是的，无论是生活经历中难以避免的“与政策打交道”，还是当社会氛围紧张时进行的追问与反思，都是任何在香港生活，以香港为家的人会面对的。而香港新方向代表的，正是这样的群体。王宇真挚地说：“我们在香港十几年了，我们也是香港人。其实大家不必将内地人与香港人区分开来。我们当中确实有内地成长背景的人士，但同时，我们亦是以这里为家的香港人，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同路人”一起有机生长
如上文所述，一个没有政党、资金等背景的团体，就这么慢慢地发展出不同的部门，也拥有了许多会员及“同路人”。他们像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树木，正在以有机的方式成长、发展着。他们习惯于称有意加入他们的、或志同道合的人为“同路人”，意在携手走过未知的路，通往美好的愿景。
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任何在香港生活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波及。“当时产生最多的感受，就是无力感、挣扎感，以及对政府处理的不满与失望。但是，在无力与失望以外，我们并未放弃希望——我们对‘一国两制’的希望一直都在，而我们心中那个多元、包容的香港，也一直都在。”刘畅忆述道。由此，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组织，能够在困局中为香港提供新的方向——这便是“香港新方向”这个名字的由来。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愈来愈多人加入，他们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香港新方向是一个较为垂直的组织，除了执委会、会员外，还有一些“同路人”。新方向在各个地区建立了“地区互助群”，也就是街坊之间守望相助的群。在2020年初，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得知内地来港学生的口罩严重不足后，香港新方向内的业界人士及地区街坊群联系了在港学生组织，开始为学生捐赠口罩。尔后，香港经济下滑，导致毕业生在寻找实习及工作时遇到很大困难，香港新方向又号召其内部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为毕业生介绍工作实习机会。同时，专业人士亦会举办政策或知识普及的讲座，如王宇便经常担任法律知识分享的主讲。
在这样的过程中，吸引了街坊、学生、志同道合者的同行。当被问到香港新方向组成人员的背景时，刘畅思考了一会儿，似乎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述：“我们的组成很有意思，从‘00后’的‘小朋友’，到六七十岁的长者；有刚到港两年的港漂，也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对香港比较了解的内地人，也有了解内地的香港人⋯⋯”
“自然而然”是刘畅和王宇在讲述香港新方向筹建过程时，使用最多的词。刚开始，只限于一些志同道合好友的聚会讨论，随着愈来愈多的“同路人”加入，香港新方向亦开始探寻新的方向。除了垂直的组织构成是有机发展外，横向的功能分区也是有机生长的。“我们的组成，是根据在发展壮大中的实际需要产生的，而非一早设定好的。”刘畅表示。
王宇认为，“有机生长”的方式最“贴地”，也更贴近社会，脚踏实地。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过程中，他们秉持的，是“能帮一点算一点”的本心。“先不要讲那么多高屋建瓴的内容，我们先做的是最基本的事情，在做事的过程中，透过同路人反馈的不同需求，再逐渐建立我们自己的部门与功能，如当大家关心抗疫政策时，我们做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研究分析。”
至于前文提及的“活动参与AA制”，刘畅解释道，首先，草根团体确实没有经费来源，只能用“众筹”方式举办活动。而之所以采用“AA制”，亦是为了传达一个态度——听讲座，学习专业知识，是大家共同想做的事，理应一起分担财务。同时，这种方式会令每个人有“自己是一份子”的参与感。
对于一些成熟、资历深厚的政治、社会团体而言，香港新方向更似一间年轻的初创公司，大家因着共同理想走到一起，白手兴家。虽然一切都处于探索阶段，更无资金与大台，但这避免了因被组织结构推着走而失掉个人价值感、创造力的困局。
“yes or no”背后缺方案及论述
人们开始“站队”，社会逐渐“归边”，同时，对于政策的讨论，似乎也仅停留在表面——支持或反对。香港新方向希望带出更有深度、更有意义、对社会更有价值的全民性讨论。刘畅指出：“现在很多政策讨论的焦点在于‘yes or no’，这样的话，社会便不会进步。无论如何表态，都应有一套论述—同意的话，请讲出好处；不同意的话，请给出更佳方案。”他认为，智慧并非只来源于某一个人或是某个政治团体，而是民众。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并无全民性质的讨论，恰恰是忽略了这一点。
一方面，全民讨论可为政府施政找到改进方向；另一方面，也会延续市民对关于自身生活的政策的重视。刘畅表示：“香港新方向想要为香港带来良性的政策讨论，为香港的未来提出一些方向性建议，希望令民众重燃热情—政策性的热情，令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社会的进步当中。”
王宇对此表示认可，然而，他亦认为，吸纳民意固然是前提，但民意也需质素保障。“有质素”的民意，并非只是做选择、判断题，而是要确保答题者掌握足够的信息以做分析。当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只是抛出题目时，民众的选择、讨论便只会流于形式。“所以，当我们在倡导全民大讨论时，更希望透过香港新方向的平台，提供给大家足够的资讯、资料及分析。”
香港新方向有着自己的研究部门，根据不同的议题分为六个小组：政制改革小组、房屋政策小组、教育及青少年发展小组、社会福利小组、产业经济小组及医疗平权文化小组。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小组的构成，不仅有专业的研究院与从业者，亦包括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其他非专业成员。刘畅解释道：“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除专业人士外，加入第三方视角十分重要，可提供普通市民的观感与意见。这样的思维碰撞会打磨出有趣的成果，也更符合市民实际需求，更易向公众解释。”
王宇坦言，香港新方向的政策研究及方案并不能达到专业学术报告的水平，却是以市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采用“由问题去找答案”的思路进行政策研究。他们会在学生、地区街坊、专业人士等群体中做小型问卷、小型访问、线上线下交流会，以收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寻求相关学者、研究机构、行业人士的意见后，研究小组会做讨论及分析。
当香港新方向关注的议题领域逐渐拓宽，他们意识到，香港现时缺乏对未来方向的论述。这亦意味着，香港新方向的政策方案研究需要指导思想来进行更高层面的讨论。刘畅称，香港新方向的初心是改变香港，为香港找一个新的方向。“但要如何去做呢？”他自问自答，“我们不确定走哪条路才能实现，但并不排斥去尝试不同的路径。”
王宇表示，透过组织自身的不断进化和成员们对社会的思考，香港新方向现阶段的目标是希望香港能够进入有为的管治。他亦直言：“如此一来，参政、议政、参选就变成了无数路径中的几种。我们保持思维的开放，希望能够多方位、多维度地达致目的。然而，无论是为香港找方向，还是实现有为管治，都是不易的，亦不是一两个人当选议员就能够完成的——当然，这条路可能会比较有用，但也只是路径之一。”
有为管治下毋须“调解员”
香港新方向当中，不少成员有着内地的成长背景。刘畅认为这亦是香港新方向的优势所在：“我们熟悉内地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正是很多香港市民所欠缺的。香港目前并没有合适的机构或平台，能够令香港民众了解国家对重大政策、事件的解读，而我们希望自己有能力帮助传达这些信息，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互信。”
但他同时指出，当实现了良好的港人治港及有为管治，本港年轻人有了出路，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之时，便再无需要“中间人”了。王宇表示认同，并表示香港新方向的志向本来并不在于做“调解员”，但当港府管治能力欠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香港新方向亦不介意去扮演“中间人”。但最终，港人治港、有为管治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对于陆港两地的矛盾，王宇认为，这只是本港深层次社会问题爆发过程中的产物。他举了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就像一个人“爆暗疮”后，去美容院清理表面的暗疮只是治标不治本，应做好身体内部的调理。“同理，在香港不断爆发问题的过程中，两地矛盾只是一个表象，不要停留在这个表面的现象上而不继续追问。”。
刘畅表示，为鞭策政府改善管治思路，应为其设立KPI（关键绩效指标），以考察其施政效果。“自选举制度改革以后，政府有了很好的施政环境，所以要展现出其施政能力。始终，香港自己的问题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这才是善治的核心。”
上文刊登于第265期《香港01》周报（2021年5月17日）《治港新势力蓄势待发》。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