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乌克兰绥靖俄罗斯：特朗普是“当代张伯伦”？

上任以来，特朗普（Donald Trump）已对俄乌局势进行不少惊人操作，从强逼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公开口角，再到一度中断对乌军援、与普京（Vladimir Putin）绕过欧乌直接对话，各种做法不仅冲击外界对于美国外交的一贯想像，也让特朗普获得“当代张伯伦”的新称号，而这当然是贬称。

众所周知，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既是1937年到1940年的英国首相，也是“绥靖主义”（Appeasement）的代表人物：1938年9月，纳粹德国以“保护苏台德地区德裔居民”为由，威胁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入侵，不愿兴战的张伯伦于是联合法国、意大利展开对德谈判。最后各方同意签署《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由英法义强逼捷克斯洛伐克交出苏台德地区，换取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译希特勒）承诺“不再扩张”，张伯伦也为此宣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没想到一年不到，现实就甩了张伯伦一大耳光：1939年3月，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傀儡政权，接着又在同年9月进攻波兰。这一剧变导致英国政坛群起围攻张伯伦，后者随即在1940年辞职下台，欧洲也在未来几年陷入二战的漫天水火中。

在这之后，张伯伦就成为“对侵略者让步”的代名词，与其相关的“慕尼黑”也沦为“绥靖失败”的懦弱符号；日后围绕美国是否出兵朝鲜、是否增兵越南、是否介入叙利亚、是否继续施压伊朗的一系列辩论中，“当代慕尼黑”也都被强硬派援引为修辞，用来打击反对介入的温和派。

当然这些争论背后不只有国家利益考量，更有权力斗争的私心；且历年来也有部分历史学者为张伯伦翻案，指出因为民意厌战、英国军事准备不足，当年选择绥靖其实是相对合理的作法。不过种种努力，都扭转不了西方舆论对“张伯伦”、“慕尼黑”的负面观感，因此到了2025年特朗普操作俄乌停火时，“当代张伯伦”的批评依旧卷土重来。

特朗普岂是第一个张伯伦

当然，特朗普的作风确实粗暴，行事也往往单边强硬，即便因为各种分歧导致18日的美俄通话没有显著进展，美国都已不可能再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正如当年张伯伦也为满足希特拉的扩张野心，选择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只是观察后冷战时代的美欧俄冲突，如果要说今天的特朗普是张伯伦，那么这位被贴“亲俄”标签的美国总统其实不孤单，因为光从“对俄妥协”这个标准来看，特朗普也并不是第一个张伯伦。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苏联空间其实有过不少动荡，包括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随后引爆的8年顿巴斯内战。整体来说，每场冲突都是晚期苏联分离冲突的再现，也是对后冷战美欧俄秩序的再挑战，且也都以类似结果收场：时任欧美领导人都出于不愿冲突扩大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俄罗斯的势力扩张，包括俄格战争后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独立共和国”（实为俄罗斯保护国）、2014年后的克里米亚与“已独立自治”的部分顿巴斯地区。

换句话说，以时程较长的俄乌冲突为例，如果观察2014年开始的一系列外交互动，再对照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的惨烈结果，那么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参与斡旋的欧美领导人，其实也都算与侵略者来回周旋、却无法阻止2022年大战爆发的“张伯伦们”；而2014年的第一次《明斯克协议》（Minsk I）、2015年的第二次《明斯克协议》（Minsk II）、2016年开始的“施泰因迈尔方案”（Steinmeier Formula），其实也都算某种现代版的《慕尼黑协定》。

首先是第一次《明斯克协议》。这份文件诞生在2014年顿巴斯内战爆发后，俄罗斯已经介入乌东战场、成为分离势力的主要靠山，乌克兰则希望收复失地、西方却担心情势升级的时空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出面协调，最终促成乌克兰、俄罗斯、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DPR）、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PR）代表共同签署文件。

文件内容共12点，包括立即停火，并让欧洲安全组织（OSCE）对停火进行监督和核查；冲突双方各从接触线后撤15公里，并从冲突地区撤出所有外国雇佣军；顿卢两州的特定地区则被赋予“自治地位”，准备重新大选。显然，这是冻结冲突且默认俄罗斯势力范围的绥靖作法，但各方在文件签署后依旧持续战斗。2015年1月，俄方与顿方分离势力在顿内茨克国际机场战役取胜后，顿内茨克便表示不会再考虑《明斯克协议》、也不会再进行任何谈判停火的尝试，第一次《明斯克协议》正式崩溃。

再来是第二次《明斯克协议》。这次同样是奥朗德与默克尔出面协调，并由俄乌与顿卢双方在2015年共同签署，主旨也大体是要求各方在欧安组织的监督下无条件停火、从前线撤出重型武器、释放战俘，并对乌克兰进行宪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下放顿卢两州的权力，也就是承认部分地区实质自治。

但这份文件同样没有被彻底执行，乌克兰内部拒绝进行“承认俄罗斯占领顿巴斯”的法律改革，俄罗斯则在签完文件后直接反悔，表示“俄罗斯不是明斯克协议的缔约方”，并且持续将重武器运进顿巴斯。可想而知，第二次《明斯克协议》又被战火烧成灰烬、飘向虚空。

接着是“施泰因迈尔方案”，这一模式由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2016年提出，允许顿巴斯被占领地在分离主义武装未撤离的情况下举行大选，前提是欧安组织也对选举进行监督，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停火。只是两次《明斯克协议》的失败已经证明，欧安组织的现实影响力有限，因此“施泰因迈尔方案”的潜台词，同样是允许俄罗斯巩固在顿巴斯的影响力。

但从后续发展来看，不论是两次《明斯克协议》或“施泰因迈尔方案”，都没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便2021年拜登（Joe Biden）也强调美国支持《明斯克协议》、将和普京共同努力推动顿巴斯停火，战争还是在一年之后爆发。就结果来说，虽然乌克兰在过程当中展现一定程度的抗拒，不完全遵守停火、也不承认俄罗斯在顿巴斯的扩张，但最后进行关键升级的还是俄罗斯，因此从克里米亚危机、顿巴斯内战一路滑向俄乌战争，也未尝不能解释为“欧美绥靖俄罗斯失败”。

当然，除非潜入普京的意识，否则外界其实也很难确定，俄罗斯从介入顿巴斯到发起全面战争，究竟是走一步算一步、还是早有谋算。只是就连俄罗斯内部，都有不少声音认为应该是后者，例如“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前总理亚历山大·博罗代（Alexander Borodai）就在2024年受访时指出：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早在2014年就开始，但当时俄罗斯尚未在经济、军事和宣传层面上做好准备，因此俄方选择签署《明斯克协议》，其目的并不是真要遵守协议进行停火，而是要利用协议来拖时间，以进行更全面的入侵准备。

特朗普不会是最后一个张伯伦

综合这一系列发展，特朗普当然不是第一个绥靖俄罗斯的“当代张伯伦”，因为面对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扩张，欧美也始终是以绥靖姿态进行回应。

同理，特朗普的对俄姿态确实友善，但其对俄政策本质上并没有偏离主流：正如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与默克尔，特朗普希望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与莫斯科恢复一定程度的政经联系；且也正如奥巴马（Barack Obama），特朗普认为美俄冷战是不合时宜的回响；最后也正如拜登，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创建某种安排，来降低对峙的痛苦与成本。

如果真要说特朗普与前人有何不同，那就是过去领导人往往会用严厉的反俄言论与姿态，遮掩自己消极的实用主义；但特朗普是连表面功夫都不做，直接为普京送上台阶与红地毯，这背后可能有本人性格的影响，也可能是出于表演“反建制”的选举市场考量，最终也为特朗普招来了“当代张伯伦”的批评。

不过话说回来，“张伯伦”与“慕尼黑”的政治意义虽然沉重，现实意义却耐人寻味：这两个词的负面涵义更多是受“绥靖失败”的结果所调动，现实效果也更多是反映了不同阵营的政治攻讦，而非某政治人物与政策，是否真的一如当年的张伯伦与慕尼黑。

回顾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后续发展，外界往往聚焦“绥靖失败”的叙事，似乎只有德国是唯一并吞小国领土的邪恶方，但事实上在德方接手苏台德地区的1938年10月，波兰也趁机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奥尔扎（Trans-Olza）。

接下来11月的“第一次维也纳裁决”（First Vienna Award）中，各方又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将南部的三分之一地块和外喀尔巴阡（Transcarpathia）南部割让给匈牙利，并将斯皮什（Spiš）和奥拉瓦（Orava）地区的小块土地割让给波兰。1939年3月，在德国入侵期间，匈牙利又趁乱并吞了外喀尔巴阡的剩余地区。

当然，这些事件都遮掩不了德国肆意侵略、将欧洲拖入战火的事实，只是在人们习惯联合国的高尚理想、慈眉善目前，欧洲的强凌弱众暴寡早已行之有年，各方强权为了一己私利、彼此制衡，早已习惯把小国当成盘中肉块，随意切割分食，不论是18世纪的瓜分波兰、二战前夕的《慕尼黑协定》，甚至是安排战后秩序的1945年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改变的往往只有分食者与被分食者的名号，而不是同样贪婪的欲深溪壑，以及始终腥臭的的血盆大口。

从这个脉络来看，张伯伦与《慕尼黑协定》的恶名昭彰，其实更多是受后续的二战爆发、毁灭性人道灾难所调动，并被二战后的历史书写集体围杀；换句话说，如果二战没有爆发、绥靖真的成功，张伯伦所为其实也不过是欧洲强权的又一次“正常发挥”。

只是这种“正常发挥”，却也明显解决不了欧洲集体安全的深层问题，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每次的势力范围划分，都是在为日后对峙、未来冲突埋下新火种。例如二战德国的侵略，就有一大动机是要颠覆《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瓦解过于严苛的一战后安排；雅尔塔会议后，苏联对东欧的蚕食鲸吞、美英选择的无声默许，都构成了未来冷战对峙的地缘基础。

因此可以这么说，欧盟与联合国的成立，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欧洲的集体安全问题，却没有彻底根除对峙的结构、战争的风险，俄乌冲突就是典型案例。

首先，苏联解体后，北约集团就在前苏联空间持续扩张，导致了俄罗斯的不满与反扑，包括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与顿巴斯内战；但接著美欧领导人选择持续对俄绥靖，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俄罗斯“赌国运”开战的勇气。如今各方争执不下、无法达成停战协议，其实还是意在争夺势力范围：俄罗斯想要一个“芬兰化”、能被自己辐射影响力的亲俄乌克兰，美欧却也不愿放弃在乌克兰的影响力耕耘，只是前者的名目是矿产协议，后者则是驻军维和。

当然，有鉴于欧美都不愿派兵前来乌克兰前线决战俄罗斯，如果莫斯科持续强硬、欧美又急于停火，终局可能就会以相对利好俄罗斯的方式进行；反之可能就会持续僵持，直到其中一方让步以推动情势变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代张伯伦”虽有舆论意义，却很难推动政策逆转，并且更多是政治裂痕的结果反映：特朗普与进步派的紧张关系、以及特朗普上任后的美欧疏离。

整体来说，俄乌战争既是苏联晚期问题的重现，更是欧洲集体安全困境的当代炸裂，而各方最终也还是以传统方法解决争端：绥靖不成滑向战争，接著就是后续牵引的势力范围再划分。但这是否就是欧洲集体安全问题的历史终结？答案或许不容乐观。

从这个视角来看，特朗普不仅不是第一位“当代张伯伦”，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