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曾钰成：应反思移民潮从何来 吁中央设法赢回香港人心
“作为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特区，也应该实事求是分析，为何这段期间会多了人离开？”
《港区国安法》生效后，香港政治迎来全新局面，民主派陷入前所未有劣势。英国最新的BNO扩权计划，引发中英双方再度论战。民建联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接受《香港01》专访，谈到政治局势、移民潮等议题。
曾钰成认为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至少两个议题得先解决，包括社会经济深层次问题，以及政制改革争议。曾钰成指，无论对反对派怎么不喜欢，也不能否认他们代表相当一部分的港人声音，政府有必要创造良好沟通环境，共同解决争议，无论多难都要尝试。他亦相信，不会所有反对派都“不是爱国者”，始终有部分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商香港的出路。
至于移民情况，曾钰成认为，英国也只是想通过BNO扩权计划，于《港区国安法》议题上做文章对付中国，并吸引香港人才及资金，和所谓“历史责任”没有关系。不过他表示会以平常心看待移民潮，并深入反思到底这些香港人想离开的想法从何而来。他呼吁，特区和中央政府尽快赢回大多数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关注一国两制实践：“硬的一手”已做好 何时会有“软的一手”？
整个访谈过程，曾钰成每次谈到香港政治前景，语调都颇为沉重。
曾钰成表示回归23年半以来，有一些现象大家都看到，一国两制在实践上，无论是中央政府的角色，还是中央与特区的关系，都和过去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他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所有关心香港未来的人以及中央政府、关心一国两制实践的人，要探讨的是，如果我们今日已进入一个新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这是否一个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常态？我们由《国安法》实施后所见到的香港状况，是否大多数香港人都会觉得一直持续下去，就会对一国两制很有信心呢？”
他提到，《港区国安法》落实后一些街头暴力事件、冲击一国底线的行为确实有所收敛，但一国两制要行稳致远，同时也必须争取大多数香港市民的支持，而这一点“尚待研究”：“我相信大多数香港市民都对破坏社会秩序行为、港独主张持否定态度，这些行为被压下去，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乐见的，不过接下来每个人都会看，香港的状况是否持续下去都是这样？”曾钰成指，近期和不少朋友谈论香港政局时，都会问到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对香港“硬的一手”已经做好并有成效，何时才会有“软的一手”，去赢回香港人心、对一国两制的衷心拥护？
原则上认同《01》主张 倡社会经济结构改革
曾钰成认为，香港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出路，至少有两个深层次矛盾必须处理。其一，社会的严重不公平现象。他指贫富差距于回归二十多年多有所扩大而非收窄，所以他表示原则上认同《香港01》的主张，香港必须迎来一场大改革，政府管治思维需要改变：“简单说就是‘向左转’，将以前英国人留下的一套‘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极右的资本主义’改变过来。”
其二，曾钰成认为调和香港社会矛盾，始终无法回避政制争议。《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六十八条，列明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为最终目标，还做不做。
仍以普选为最终目标 除非有权威人士说“当年起草时写错了”
提起政制问题，话题顺势落到政改、普选争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期间提出“特首协商论”，引起政界论战，曾钰成亦因不同意梁振英对《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附件一的解读，成为“梁粉”张志刚的狙击对象。
曾钰成对这些论战似乎已兴趣不大，他只重申一个重点：《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列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按“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以“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为最终目标。如果有人真的认为香港“实际情况”已变，不值得迈向这个目标，甚至要往回走，官方就需要走出来直接说清楚。
“除非我听到有权威人士、中央领导出来说，我们写《基本法》时想错了，普选不是好制度，一时不察把普选写在《基本法》作为最终目标。一日没有人否定这回事，它是《基本法》最终目标，那就是接受了，起草的人告诉我们，他认为普选是好东西。近期有些文章出来，说‘过时了，还觉得选举好，看美国现在怎么样？’如是这样，请中央权威人士跟我们说‘抱歉，我们当时弄错了’。”曾钰成如是说。
吁中央、特区主动与民主派重开沟通之门
曾钰成承认，以今届特区政府的政治能量，较难再推动政改方案，但认为作为政府，有责任尽可能与不同阵营人士对话，寻找哪些地方有商量空间。“当然你可以说，是反对派自己不接受8.31框架，但重新建立对话途径，这是你（特首）的责任。你有没有尝试过呢？”
他提到，曾经和一些泛民中人私下交流，对方也承认政治现实上如要重启政改，也须在8.31决定的基础之上，只不过2014年伞运、2015年表决政改期间群情汹涌，当时不可能支持8.31框架下的政改。但到了《国安法》立法后的今日，政改仍然是一个潜在政治矛盾起点，特区和中央政府都同时有责任，主动和非建制阵营建立沟通渠道，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你到今日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仍然支持这些非建制派，就算他们完全接受国安法、人大常委会所有决定，认为若干泛民不是爱国者，不能给他们机会从政，但是否表示他们（市民）全都支持建制派？”
因此，曾钰成认为中央和特区政府，都要先建立起和民主派沟通的意识，才有望化解政治分歧：“重启政改不像一道门，说一句外面很大风，坐在这里等，到外面没有风才开门重启政改，不是这样，现在就要开始做事。可能第一次、第二次，对方都会‘呯’一声关上大门赶你走，不和你谈，但还是要继续敲门的吧？”
他又认为，即使假设有一部分极端激进派已“冇得救”，但都相信民主派之中，希望一国两制成功落实的、为国家为香港好的，也大有人在，可以团结起来，并不认为现时所有民主派都是“反中乱港”。
“爱国”是治港必要条件 但非充分条件
政制争议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爱国者治港”的含义。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指，治理香港的港人须“以爱国者为主体”。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去年为此加上新的注解：“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特首林郑月娥上月底述职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曾钰成认为，“爱国”这一点毫无争议，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担任公职，宣誓内容都会要求相关人士效忠该国家。不过曾钰成反问，由回归至今，有哪个时候香港不是以爱国者为管治的主要力量。他指，历届立法会皆由建制派占多数；区议会于2019年前，都是由建制派主导；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可以说，回归以来香港都已经由爱国者管治，但香港还是搞出乱子，没有一任特首可做足两届、十年任期，他希望所有人都想清楚背后的原因。
他的解释是，因为单靠“爱国”是未必足以治好香港，“爱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正如王光亚（港澳办前主任）也说过特首的四个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拥护），爱国是首要，但只是其中一条。”对于其他担任公职的人士，曾钰成认为道理一样。
质疑“置反对派于死地”想法 对香港有害无利
说到与非建制阵营的关系，自2012年起，香港社会兴起一些民间组织，主张以激烈言行甚至暴力手段代替沟通，与反对派“群众斗群众”，扭转整个社会议程。尤其修例风波后社会撕裂，《港区国安法》一举打沉民主派，“极蓝”势力更加得势，于舆论场上大放厥词，主张对民主派“往死里打”；甚至愈来愈多建制派主要政党中人，都开始受到这种风气影响，言行愈走愈蓝。曾钰成作为民建联元老、在任时被视为“开明建制派”，甚或自身都偶尔成为极端深蓝分子的批判对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曾钰成表示，如果建制派觉得“置反对派于死地”可以成功，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他反问，这是否一个真正、理想的一国两制环境：“如果‘打死’所有非建制派，他们（建制派）就话事，香港人不喜欢？离开吧；留下来的人，全部要听我的话。但这是否我们相信、会成功的一国两制呢？”对此，曾钰成只能表示，会相信广大市民的智慧，终会发现这种各走极端的做法，长此下去对香港有害而无利。到底希望未来香港社会是怎样的面貌，这一点就留待中央政府思考。
谈移民：要证明香港是个值得回来的地方
不论如何，香港过去一年半政治局势，客观结果是令部分市民选择移民。传媒引述英国内政部回复指出，预计2021年至2025年间，移英港人数字最高可达1,048,100人。
曾钰成认为，英方当然不是“为了港人福祉”或者所谓“对香港的历史责任”而放宽港人以BNO移民英国。他忆述，1979年时任港督麦理浩得知中方决意于1997年收回香港，向英方报告此事，英方随即修改国籍法，不让香港人拥有居英权。“你去问问泛民，他们当时很生气，觉得英国出卖了香港。所以按理说，他们不应对英国有什么好感。”
“正如叶太（叶刘淑仪）所说，英国现时时势与八十年代不同。英国当时怕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人走到英国，那英国政客当然支持修改国籍法；现在可不一样，他们想要人才，想要资金，（BNO移民）审批权又在英国自己手上，那当然会欢迎港人移英。”因此曾钰成认为，英方由此至终都是先考虑自身利益。“中国当然会生气，因为英国明显是借BNO打击《国安法》。”
不过对于移民现象，曾钰成指出会以平常心看待，不会苛责任何选择：“作为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特区，也应该实事求是分析，为何这段期间会多了人离开？”他表示，不会简单化地认为所有离开的人都是“对一国两制失信心”，但也不会简单地归结为“外国势力搞事”，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理性思考，到底这种争相离开的想法从何而来。
“香港人要走有很多原因，他们对近期香港现状不满、没有信心，不能靠讲、吓、闹去改变。回归前也有些人走了，但回归后见到，望来望去还是香港最好，那就会回来。人人都会去他相信最有可能追求到幸福的地方，如果香港就是这个地方，他怎么会走？找轿子擡他也不走。”他认为，中央和特区政府可以展示出气概，证明香港是个值得回来的地方。“中央政府也想一国两制成功吧？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有信心，这点是值得我们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