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叶维昌对话——我为何从战地工作走到青年工作？
过去两年，总有人形容香港社会撕裂得就像在打仗，但真正在烽火大地从事了九年人道救援工作的叶维昌说，人家打起仗来都没有香港这么撕裂，起码阿富汗人逃难时仍会互相扶持，但香港却是不共戴天。一年半前，叶维昌离开枪林弹雨的战区，回到“催烟”四起的香港，但不是要来打仗，而是为了“打破”——想打破旧规矩和新事物之间无法联通的牢墙，也想打破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互不认同的桎梏，更想打破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二元对立的枷锁；于是，他辞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区域市场主管一职，加入本地实践型智库“MWYO青年办公室”。
打破杰青“背景惯性”
从战地工作走到青年工作，39岁的叶维昌是大家眼中颇为“传奇”的港青，他甚至因而在2018年获得“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主办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殊荣，而当年与他一同获选的还有有“牛下女车神”之称的女子单车世界冠军李慧诗等人。
“我最不想提的反而是这部份。因为很尴尬，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不符合资格，从小到大也没有想过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杰青’，印象中得奖的都是名人，但我很普通。”我们和叶维昌的对话，不免俗地从“十大杰青”开始，但他劈头就显得不太好意思，连忙解释自己出身公共屋邨，“母亲在油站工作，父亲是保安员，这样的家庭背景似乎离‘杰青’很遥远，你真的不会觉得它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翻查历来为了表扬港青工作卓越及贡献社会的“十大杰青名单”，当时不算家传户晓的叶维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得奖者的“背景惯性”，而推荐他的2016年度杰青、环保建筑师兼城市设计师叶颂文正是看上这一点，想让更多香港人知道他的故事——从2011年开始，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唯一驻外香港人，叶维昌曾在那些离香港很遥远的战区和灾区——巴勒斯坦、阿富汗、约旦、叙利亚、缅甸等地，留下人道支援和灾后重建的足迹，甚至亲历枪林弹雨的惊悚画面，例如在塔利班武装份子手上营救33名阿富汗师生，在ICRC驻贾拉拉巴德办事处遇上炸弹袭击，在阿富汗见证了“阿拉伯之春”的激情和无奈。
“人们喜欢‘叶维昌’的故事，不是因为‘叶维昌’这个人，而是因为‘叶维昌’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是过往我所有同事堆砌给我的。”叶维昌强调，“杰青”这个头衔绝不能让他独享，而如果“杰出”代表一种模范，他相信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杰青”。
打破传统上流路径
有趣的是，叶维昌所“打破”的，不只是成为“杰青”的“背景惯性”，还有80后港青奋发向上成为“乜师乜师”就等同出人头地的传统路径——因为他在2011年正式成为国际组织的外交人员之前，是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高材生，自2004年毕业后，即被顶尖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聘请为分析员，但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浸泡了四年之后，他最终选择在升职前夕放下一切“追梦”去；时光再往前倒流的话，他说自己是个来自“野鸡中学”的“屋邨仔”，中三那年成绩还在班上“包尾”，总被姐姐形容是“一嚿饭”、“虾虾霸霸”，“梦想”是去日本打职业排球。
“梦想或者价值追求真的没有对与错，只有适不适合自己。如果你骨子里本身就非常喜欢钱，那么，你就很容易在这个地方（投行）过得很开心。可是钱对我来说只是基础需求，我有其他精神上的东西需要去满足。”如果说，是平凡的出身形塑了叶维昌的金钱观念，那么，港大的“magical second year”就是让他埋下梦想种子的关键时刻。此前，叶维昌从未离开过香港，但在机缘巧合之下报考国际交流计划，而他最终在众多师生的“不建议”和“泼冷水”之下，放弃前往南非国际会计师楼实习的机会，选择到肯尼亚贫民区协助当地贫穷家庭经商。
尽管是“屋邨仔”，但总算三餐温饱；而当叶维昌真正冲出了香港，才开始打破很多既有认知，“第一次见识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知道什么叫做‘极端贫穷’，感受到即使明明知道爱滋病的传染途径，但仍觉得呼吸也会感染的无知和恐惧。”还有一个每天都会扯着他衫尾、跟出跟入的爱滋病小孩Michael，在离别之际跟他说，梦想就是将来要储钱去香港⋯⋯
“那时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人家和我一样读了二十年书，都说毕业以后要当外交人员，为什么我只想着要晋身‘Big 4’（四大会计师行）或者地产商？为什么我的眼光如此狭窄？就算我来自（世界知名的）香港大学，其实也不外如是。”叶维昌开始不断反问自己，“父母读书是为了向上流，那么我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向上流或者改善家人生活，其实我并没有超越任何父母给我的东西，只是在重复他们那种营营役役的生活。既然我有机会看到世界上的极端问题，那么在属于我的这个时代里，如果仍只想着赚钱，好像有点儿那个。”
打破战区灾区“规矩”
那颗想要“打破”传统追求的种子开始萌芽，并且获得资深摄影师秦伟、战地记者张翠容，以及曾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从事照顾流浪儿童的人道工作、后遭伊拉克武装份子绑架的高远菜穗子等前辈的“加持”，令他的梦想不断燃烧，终在2008年踏出“舒适圈”，迈向另一条跑道。为了加盟ICRC，他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修读国际关系，再前往法国留学，以提升法语水平，后又加入香港红十字会，前往四川汶川及甘肃舟曲等地参与灾后重建，借此不断学习多国语言、累积救援经验。
“我离开香港之后几年，年轻人之间突然很流行‘裸辞’，听起来好像很‘有型’，但我很庆幸当年自己没有做这件事，不是说‘有型’或‘浪漫’不好，那一刹那的爆发力确实很吸引人，但如果你希望梦想之路可以走得更远，反而需要循序渐进地计划好，否则你追梦之后的落差会很大，可能很快就走不下去了。”不知和星座有没有关系，但乍听之下，叶维昌真是非常标准的魔羯男，有着一种打破传统规矩的冲突感，却总能脚踏实地收服人心。
即使身处战区，叶维昌也不忘在秉持专业的同时，继续打破很多既定的前线规矩。例如，儿时已经酷爱打排球的他，曾在时不时就有人投掷汽油弹或乱枪扫射的阿富汗街头，和同样热爱打排球的塔利班联络人打起了“排球外交”，这种坦率和大胆令他成功取得对方的信任。
又如，2015年协助缅甸处理罗兴亚难民潮期间，再次打破当地灾民对国际组织的刻板印象——“有个长官说我很特别，一来他从没见过‘亚洲人’可出任国际组织的高阶职位，二来以往外国人多数对他们指手划脚，而我是去帮助他们寻求共识，让大家都有下台阶。”不过，他也曾害怕和怯懦，甚至趁放假回港期间偷偷应征新工作，但这种焦虑和不安最终被母亲和姐姐打破：“一个是典型的香港师奶，另一个是‘中环手袋党’，她们说我辛苦准备了七、八年，就是要在需要的时候去需要的地方，没有理由怕死，更不可以逃走。”
打破“行之有效”的枷锁
一晃就过了七个年头，对于这一代年轻人念兹在兹的多场社会运动，例如2012年反国教、2014年占领行动、2016年旺角骚乱，叶维昌通通没有经历过。他虽有“遗憾”，但更“庆幸”自己不在香港，“因为作为香港人，能有一个较远的距离，得以相对客观地认识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毕竟在乱世当中能够保持清醒真的是种奢侈，当然我也为香港感到伤心。”
“我就开始想，是香港给了我稳定的基础，让我有机会去挑战国际机构，当我在外面打滚了十年之后，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馈给今天的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呢？”叶维昌提到，过去几年他虽然不在香港，但也留意“本土思潮”的炙热讨论，他也因而渐渐担心，“如果整个香港的大部份年轻人都只在乎这个议题，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寻求更大的自己，那么，香港的年轻人会否因而错失这些契机？”于是，除了回港尽孝之外，他也希望能为今天的香港做些什么、为当下的年轻人打破些什么。
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刘鸣炜牵头的智库“MWYO青年办公室”正好能让叶维昌一展所长。叶维昌本就希望透过分享自身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大家仍然有很多可能性，例如成为国际外交人员；而作为实践型的智库，MWYO除了招揽不少有志青年进行促进青年参与的政策研究，还会尝试透过各种各样的计划去落实，借此证明他们的倡议绝对可行；所以，当刘鸣炜力邀叶维昌加盟后，两人一拍即合，而后者先是担任MWYO的社群事务总监，最近已晋升为营运总监。
“如果这么小的城市有五到十个在国际机构工作的香港人，我相信我们以后找国际议题代表的时候，不一定只是找沈旭晖，也不一定需要重金聘请哪个国家的教授来讲，我们自己就可以培养出这班人。而当香港有愈来愈多这样的人，整个城市所讨论的议题和话题的质量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普罗大众所涉猎的范围也会愈来愈广。”这一次，叶维昌想“打破”的，不只是港青的出路或者社会的关注，他还想打破很多所谓行之有效但实质莫名其妙的官僚枷锁。例如MWYO去年推出首个“企业实习计划”，让就读名校以外、出身普通家庭的中六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型公司实习工作，想借此打乱“传统实习加速贫富悬殊”的定局，“很多人以为在香港‘识人好过识字’，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些前人留下来的常规，创造更多可能性。”
打破新旧世代间的牢墙
叶维昌的如意算盘敲得响，但好巧不巧，当他刚刚离开枪林弹雨的战区回到香港，就遇上催泪烟弥漫的反修例风波。朋友都忍不住打趣说，他是从一个战场走到了另一个战场，甚至有不少人希望他站上这个战场的前线，“真正为香港年轻人做些什么。”不过，叶维昌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而是秉承以往出入烽火大地的中立态度，把私人立场藏了起来。
“朋友问我可不可以评论一下，我说我评论也死，不评论也死。评论的话，不是说我抽离，就是问我到底帮哪一边，还有责怪我为何不能像他们那样把话说得不留余地。”也许是见惯了硝烟，也更加明白顾全大局的可贵，他还是选择尽量不让自己陷入某种情绪当中。尽管他自称为“主和派”，但两大阵营还是把他视为“两边不是人”的“中间派”，少不了对他口诛笔伐，但他最难过的，不是自己面对的压力，而是香港人之间非要斗个你死我活的撕裂。
叶维昌总是苦笑道，外国打起仗来都没有香港这么撕裂，起码阿富汗人逃难时仍会互相扶持，塔利班也可以与美国和谈，但香港人和香港人之间却是不共戴天。于是，这道基于年轻人和老一辈之间互不认同的牢墙，以及所谓“黄丝”和“蓝丝”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就成了叶维昌当下正在努力“打破”的首要任务；在他和MWYO团队的策划之下，他们自2019年底发起名为《“倾”城：今年暑假，我们不一样了》的活动，广邀不同光谱人士同场对话。
“有些人会很在乎‘输’和‘赢’，但我总会反问他们，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如果想的话，不管是特区政府还是上街的朋友，都不能期待任何一边会‘全输’或者‘全赢’，重要的是如何能让大家最后都有所得。”这话听起来很理想，但执行起来又谈何容易？但叶维昌坚信，只要在两极之间创建桥梁，待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仍须透过和谈来解决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像他那样的“主和派”，以及他那一辈的“中年人”，就是时候发挥串连不同群体和不同世代的重要作用，而不能够懦弱地渲染两者之间的割裂和不同。
打破社会的躁动不安
谈及如何化解纷争，叶维昌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在2018年邀请国际红十字会主席Peter Maurer到访香港科技大学，与校长史维针对“科技创新对人道行动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对话，席间有科大学生挑战Peter Maurer指，国际组织已很落后，而Peter Maurer回应时承认他们的确是“大笨象”，他们也有需要学习年轻人的新世界，“但年轻人也应该记住，世界永远包含很多不同的世代，当我今天坐在这里坦承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也希望你有勇气认识旧世代，因为旧世代还没有完结。”叶维昌希望以Peter Maurer的回应寄语今天的年轻人，也借此提醒像他一样的中年人，“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想办法串连新世代和旧世代。”
“躁动并非香港独有，过往几十年所创建起来的共同价值正在瓦解，世界有点像是回到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那个渲染意识形态理想化的时代，但长此以往人类可能会end up在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当中。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不安，人与人之间的关卡愈来愈多，排外的情绪愈来愈激动，但如果能够回想过去三十年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好果实，反思我们当初是如何创建大同，今天的我们就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也许是在战火之中看透人性的可爱和可憎，只要回忆起不断经历内部战乱和外族入侵的阿富汗人民都能够保持笑脸，“香港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人有资格说自己没有办法再开心呢？相对于分裂，这些美好才是更值得被歌颂和延续。”
对于年轻人念念不忘关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追求，叶维昌认为，凡事只要走向极端，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他2014年阿富汗驻守期间，有位年长的同事年轻时候曾是塔利班，但当对方终有机会票选总统的时候，他却向叶坦言“感觉很奇怪”—“年轻时我参加塔利班对抗苏联，后来阿富汗内战、美国入侵，我都打不动了，就参与人道工作。我当然希望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我也以为我投下的这一票会很震撼很开心，可是当我投完这一票，50几快60岁的我，却还没有办法像你们那样，可以和我的子女坐在公园里面晒晒太阳，而毋须害怕炸弹袭击。你说这一票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塔利班的极权年代，我还能自由在街上走，但今天已经不行了。”这段话让叶维昌一直在反思，到底哪一种管治模式才能为那个地方的人民带来最多的可能性、为他们提供简单舒服的生活；遗憾是，目前的答案是无解。
“当年开始往外闯，就像当下的年轻人那样，嘴巴很谦虚地说世界很大、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心里想的是世事已经被我看透。回来香港之后，我也在调整我的世界观。小世界也是世界，不能说全球的世界就一定比香港的世界更大或者更重要，所以我也期待将来能够谦卑地接触每一个小世界、认识每一种新思维，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地去认识不同的小世界，就算当下没有办法大同，但仍应该尽力在各个小世界当中创建桥梁，把它们串连起来。”叶维昌以“人”和“仁”来归纳过去十年的人道救援经历，并以“忍耐”的“忍”和“恻隐”的“隐”来预测接下来的挑战，“如果大家希望香港恢复稳定，既要忍过这个阶段，也要对不同群体有恻隐的同情之心，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不如意，但只要挨了过去，我们就不需要那些很极端或者很哗众取宠的声音来代表自己，每个人都可以谈论很中性的问题。”
上文刊登自第248期《香港01》周报（2021年1月11日）《与叶维昌对话——从战地工作走到青年工作》。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