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梓谦对话——我为什么退出民主思路？

政圈耳语，黄梓谦是“立大志、谋大事”的人，然而，他从政四年来，据闻已两度婉拒加入特区政府的问责团队，如今又宣布退出“恩师”汤家骅创立的智库“民主思路”，并扬言不会参与年底区议会及明年立法会选举。很多人问，黄梓谦到底想做什么？他说，应该先问当下香港亟待解决的是什么，以及经过两个月的反修例浪潮之后，从政者应该反思到什么。

黄梓谦是很好的受访者，答问时逻辑清晰又条理分明，仿佛自带PowerPoint在进行精彩演说。但同时，他又是很难访问的对象，你问“A”，他会跟你说，在回答“A”之前，应先思考“为什么会有A”。例如，问他为何会在风头火势下离开民主思路，他说，“我应该先回答自己的从政初心是什么？当初为什么加入民主思路？一直以来想做什么？”

从政初心是什么？

不太熟悉黄梓谦的人应该会说，“还不是想做立法会议员！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这答案又对又不对。他2012年获得志奋领留英奖学金（Chevening Scholarships），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硕士时，已表明“牛津是政治家摇篮，冀回港后加入政界”；到2015年透过时任大律师公会主席谭允芝认识退出公民党的汤家骅，翌年代表民主思路出战立法会港岛区直选铩羽而归后，仍有志透过选举展开从政之路，更盛传他为此先后婉拒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政治助理和特首办特别助理之职，大有“不做议员心不息”的气魄。

问题是，加入民主思路就只是为了做议员吗？做议员又是为了什么？“占中后社会撕裂，我和民主思路一样，想修补对立，团结大多数，做好‘一国两制’。而香港最重要的出路，就是创造社会流动，确保公平公正。”黄梓谦这番很标准的标准答案，或许不符合当下的所谓主流期盼，却是他出身基层、奋发读书、成功上流所形成的情怀，也和他多年来在报章撰文所强调的“要超越保守激进的主导，把民主转化为良好管治，以改善民生为从政目标”如出一辙。

“笔者理想中的中间派不易为，他们拥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政治家特质，即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判断力。他们对政治的复杂性有深刻理解，处理政治问题时，不盲目合作或抗争；不盲目偏左或偏右。这样中间派难免被指两面不是人，但实际上他们不是没有原则……正因为中间派不易为，社会才易受二元对立所困。”——那条路从来不易走，只是没想到，他四年前在《开启超越激进保守的政治新时代》这一席话，竟成了这些年的写照。

但正如19世纪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的名言，“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自从黄梓谦上周三（7月31日）宣布退出民主思路后，原本视他为“敌人”的突然当他是“朋友”。不过，他并没有被“掌声”冲昏头脑，反倒认为“正好反映社会的二元对立”，并强调这不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关键是他一直在反思“为何仍然未能寻求有效的修补撕裂方案？为何未能透过这个平台去创造更多社会希望？应该用什么平台什么身份，才能更好地帮助香港？”

“《逃犯条例》的修订争议，反映香港深层次结构问题积压已久，让我更急切反思应该尽快做些什么。我暂时得出的答案，是想聚焦社会流动和资源分配的问题，用更独立的身份，创造更另类的平台，更准确地拿捏普罗大众的心声。”他强调，和民主思路的理念价值仍然一致，也非常感激汤家骅带他出身，但自己精力有限，“更想寻求更大的空间，去凝聚我以前未必能凝聚的人，更有效回应社会。”

“反修例”中反思了什么？

很多人都说“重启政改，实现普选”是解决当前撕裂的灵丹妙药；四年前的选举论坛上，当工联会郭伟强问及黄梓谦“如果占领行动再现，社会再次撕裂，你会怎样解决”时，黄梓谦的回答亦如是，说要“重启政改，实现普选”，提高政府认受性。不过，四年过去，他对“民主选举”和“修补撕裂”，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也打乱了他再战议会的计划。

“我对‘民主’的反思是，如果一味追求民主但无法带来良好管治，那种民主就未必是最能够得到市民支持的民主。”黄梓谦说，香港社会很多元，有人拒绝民主，怕社会动荡，所以他们多看管治而少看民主，但也有人认为，管得好不好是后话，首要确保人人公平参与的价值，“我们要的，就是既享有一人一票，又实现良好管治，但在现实政治下，这两种人好像无法共处，而香港目前亟需有人带领我们凝聚共识。我很想做贡献，可惜现在条件不足。”

黄梓谦还说，英国脱欧闹剧及美国特朗普现象，都引发他对“民主选举”的另一层思考——传统精英已失效，必须迈向新精英价值。他引述《New Power: How Power Works in Our Hyperconnected World - and How to Make It Work for You（动员之战—在超连结世代建立、说服、引导群众，达成最佳效益）》一书说法，指传统精英活在制度框架内，“根据自己坐什么位置，决定自己拥有多少权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导致传统精英的“离地”表露无遗，也促使以个人信念凝聚群众支持的新精英崛起。

“传统精英停留在特定的阶级视角，未能做到有效的资源分配。极端情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出现，在在说明了问题，香港亦正面对这样的全球化危机。”黄梓谦大胆设想，香港未来的新精英，不在于他们读多少书、打什么工、赚多少钱，甚至应该摒弃“自己是精英”的想法，尽量贴近民众生活经验，并以团结社会、解决问题为本，去感召社会大多数。除此，他亦提到“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无论是环保、性别平等、同性婚姻等议题，都会被民主化推到政治前沿，从政者如果没有明确看法，根本无法凝聚群众。”

至于对“修补撕裂”的反思，按照他的逻辑，“修补撕裂”前，应该认清“什么是撕裂”。根据一般香港人的理解，撕裂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对黄梓谦而言，“贫富差距愈来愈阔，其实等同政治光谱的不停撕裂”，这也是他一直强调政府应该促进社会流动的原因。

“我们以往阅读‘经济表现’时，往往只关注GDP和失业率，只要GDP保持增长，失业率又维持在低于3%的接近全民就业水平，就以为经济发展有成果，完全没有考虑贫富差距有没有收窄，以及扣除通胀后的打工仔月入中位数有没有改善。”黄梓谦指出，后两者对衡量经济成果及社会上流尤为重要，从政者不能再视而不见。

依他之见，港府急需改变理财哲学，循两大方向创造社会流动——首先，要反思如何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资源再分配，令最有需要的基层持续有效地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想着派钱，或者自我催眠“this is what capitalism means”；其次，必须重点规划、认真设计、大力发展产业政策，创造大量优质工种，才能带给普罗大众希望。

“四年的经验也令我明白，若要修补社会撕裂，首先不要把自己放在‘撕裂’的其中一个面，必须能够和大部份香港人建立关系，以大部份人关心的事情作为主要课题。我希望找到这些课题，营造一些条件去推动我想看到的改变。”对黄梓谦来说，从政者应该是“问题解决者”，而不止是“问题指出者”或“问题监察者”，但当他尝试修补社会撕裂这个大难题时，却无可避免地掉进问题的漩涡，“例如公民社会当中，有很多无名英雄，他们不搞政治，而当你搞政治，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和你沟通合作。在新精英崛起的社会，肯定不是只有一种身份才能影响社会，所以未来两三年内，我想透过有用的课题连接不同的人。”

离队打算做什么？

“不过，相对于我下一步想做什么，当下我们最迫切需要回答的，是香港怎样才能恢复我们想要的繁荣稳定。”就此，黄梓谦抛出“三步走”方案—首先，必须放弃极端暴力，避免伤及无辜，也勿再冲击国家主权权威；其次，当社会冷静下来，当局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了解整场反修例浪潮的来龙去脉，交由备受社会尊重的人士裁决谁是谁非；最后，特首林郑月娥应根据调查结果循多方面改善，包括提升监警会权力和认受性，检讨警队处理大型冲突的应对方法，或者考虑特赦部分被捕的年轻人。他强调，“如果没有民意基础，他们不会持续使用极端暴力。所以，香港人要团结起来，才可以令社会恢复平静。”

“从政者固然要听取民意，但更加应该用你的方法领导民意。真正带领民意的才是领袖，但很多时候，都是民意强过政治人、吓走政治人。我真的很难想像，有政治人物说，‘我控制不了民意，所以我就往后站一些’，怎么能这样呢？有些政治人，光是叫大家不要使用极端暴力都显得很困难，都怕流失选票，那你如何搞政治？如何对得起你的下一代呢？”黄梓谦慨叹。

黄梓谦又向特区政府建言，冀当局有系统地提升政治敏感度，考虑重设中央政策组民调及兼职成员，令特首紧密掌握民情。另外，在吸纳年轻人方面，他则建议当局和年轻人建立一种共同服务社会的关系，“很多不满社会的年轻人都是有心服务社会的人，关键就在于把他们的emotion转化成为action，把activism转化成为voluntarism。例如政府可以让18区的民政专员，建立他们的（区政）队伍，和年轻人共同思考，如何守护社区。”长远而言，特区政府则应该尽快建立政治人才储备库，并迅速展开70后、80后的接班计划，“由有经验的人做顾问，让年轻人可以向前走，而不是由有经验的人带头，等年轻人跟在后面，这种关系不打破的话，社会的refreshing，或者现代化的政治，就没有办法持续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从政不是为了下一代，你今天做的事根本站不住脚。每一个从政者都应该回答，你想为你的下一代打造一个怎样的社会？”黄梓谦滔滔不绝，但仍然没有明确回答他到底有什么大志、想做什么大事，他亦不愿评论过去两度婉拒加入政府的传闻，只强调目前参与儿童事务委员会及平等机会委员会等公职，都有助他了解高官思维、明白如何与公务员合作，“可以更好地装备将来发展的可能性，这样对我更加好。”

在不少人心目中，黄梓谦的形象可能比较倾向传统精英——从政前已身居上市公司叶氏化工集团要职，目前更是基汇资本的公共事务及市场总监，经常被朋友揶揄“宁愿减薪也要入议会”。

但黄梓谦说，他是普通不过的香港人，在屯门友爱邨长大，一家四口住200多呎的公屋，从小没有机会学习琴棋书画，只能打打街波做做运动，入读中文中学后在全级240人中考第166，又以全班尾四成绩原校升读中六，最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入了香港大学——“我和很多基层有共同经历，我们小时候那种单纯的社区情怀，就是建构社会的重要力量。我希望当我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尽力保护所有和我小时候有共同经历的人，让他们有可以专心读书的环境，将来有机会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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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5日）《对话黄梓谦—我为什么退出民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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