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紧急使用”新冠疫苗　“近百万人”接种是药石乱投吗？

新冠病毒持续肆虐，各国都加紧研发疫苗，以期全球疫情可尽快平息，中国则在未完成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之前，“紧急使用”国产疫苗。外媒对此提出许许多多的质疑，尤其是眼见“近百万人”已接种这个消息，担心中国为了抢先制成疫苗而操之过急，以“大水漫灌”的方式推行计划，导致产品品质成疑，变相构成疫情漏洞。
据国药集团专家讲法，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主要关乎疫苗效力研究，旨在获得有效病例数以作验证，完成后一般要通过“疫苗研制现场核查、疫苗临床现场核查和生产现场核查等”，经药品审评中心批准才能上市。

浙江与四川率先推“紧急接种”

就“近百万人接种”这一讲法，可以分为两种基准，一种为地域，而另一种则为企业。

按第一项基准，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由9月起截至10月16日，率先推出计划的浙江省已有74.3万人次接受紧急接种。作为合理推断，到了如今11月底，参与计划的人数单在浙省江至少已接近1百万人次。另外，四川省亦于11月底开始采购新冠疫苗，预计会进一步扩大紧急接种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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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二项基准，亦即外媒最近引用的数据来源，是国药集团于11月19日所发布的新闻稿，提及董事长刘敬祯在采访中表示：“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方面，国药集团现在已经在近百万人上进行使用，没有接到一例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只有个别的有一些轻微症状。”这还未计算其他疫苗供应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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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万人接种”确实是有根有据的讲法，但要理解这一数字的含义，还是要首先厘清紧急接种计划的性质。在这以百万计的接种人士之中，有部份是早于6月便参与计划，其中包括国企派驻海外的个别雇员，以及加入军科院制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解放军军人。

以“权宜行事”和“精准分配”为方针

另一方面，以地域来讲，浙江省不是无缘无故地成为试点的，例如其辖下义乌市便是商品交易重镇，海外商贾往来频繁，对于疫苗接种有较为迫切的需求。至于疫苗分配方面，官方指引—向为“特殊人群”优先，譬如医护、港口码头从业员、餐饮从业员、出租司机等潜在高危群组，而且注射前亦“以自愿知情”为原则，接种人士需在风险声明上签署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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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以企业来讲，看待“近百万”这数字时更要小心些，因为刘敬祯在采访中便提到：“在阿联酋、巴林、埃及、约旦、秘鲁、阿根廷等10个国家开展国际临床三期实验，现在入组的人员已接近6万人。”换言之，国药集团的“近百万”接种人士有两个来源，一是“紧急使用”，二是“临床三期实验”，后者又以疫情未平息的海外地区为主。

由此看来，虽然紧急接种规模以百万人计，但其运作方式并非“大规模接种”，更非“全民接种”，所谓数字大小与否，不能只生硬地单看人数而已，而是应该分清楚人数的组成部份和实际运作。

对于官方而言，眼前是一个两难局面，一面是国内新冠疫苗尚未完成第三阶段试验，按一般程序是不得上市，另一面是海内外对于疫苗接种的需求愈来愈大，远水不能救近火。如是两相权衡之下，“权宜行事”和“精准分配”是较可行的操作方针，而浙江省的做法即是范例，其所采购的科兴新冠疫苗尚未完成测试，但就已事先供应予高危群组，防患于未然之余，也是顾及社会经济的现实。

国药：只有个别的有一些轻微症状

虽则说是“权宜行事”，但官方的政策取态亦是有基础的，不是强行由上而下压迫而得。首先，内地民众对政府有信心，所以官方一旦推出计划，很多人就自告奋勇；其次，《疫苗管理法》和《药品管理法》都有相关规定，赋权予有关部门于“紧急事件”爆发时，有条件批准疫苗注册申请，“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使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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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要者，官商双方都密切跟进“紧急接种”的情况，并对外公布相关事宜。10月20日，科技部便透露，6万名接种受试者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而刘敬祯则称在“近百万”的接种案例中：“没有接到一例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只有个别的有一些轻微症状。”

除了担忧规模过大，纵观外媒讨论，质疑之声主要集中在透明度上，认为“紧急使用”的条件过于宽松，“严重不良反应”的定义太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