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义揭武汉真相：被误解的海鲜市场　两周检测千万人的秘密

2013年，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带著全家人搬回妻子的故乡——南京，成了南京人的女婿，从此开启了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8年。今年6月初，他和团队4人，深入解封后的武汉拍摄记录，向全世界介绍，许多中国人都不了解的疫情后的武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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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竹内亮　编辑：陈薇沁（一条）

《好久不见，武汉》迅速蹿红，纪录片上线不到24小时，播放量就破了2500万。上线10天，话题阅读数破亿，豆瓣8.3分，B站9.9分，微博日榜最高第1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评价它之所以能够打动中日两国观众的心，“关键在于它朴实无华，透著真善美”。7月7日，一条拜访了他在南京的工作室。

在南京工作室初见竹内亮，他胡子拉碴，衣服皱巴巴的，在妻子兼合伙人赵萍的催促下，才从午间小憩中醒来，睡眼惺忪地望著我们。完全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名粉丝百万的“网红导演”。

竹内亮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妻子赵萍是南京本地姑娘，两人2011年一起搬回南京，并开始拍摄关于中日文化的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

央视报道、共青团微博转发　点图了解更多竹内亮及他的90后团队：

说到成名路，竹内亮表示，那都是因为他蓬松的卷发和帅气的面容……现场冷场几秒钟后，他才认真地说：直线涨粉是一场意外。

今年1月，他和他的纪录片团队都因为疫情被困在了南京，与其坐吃山空，不如就在周边拍起了疫情专题日记。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也点赞转发。

2月，武汉封城期间，竹内亮开始蠢蠢欲动，他说，纪录片导演闻到了故事的味道。3月、4月，他一直在等武汉重启的消息；5月，他开会重提武汉纪录片计划，这次70%的人举手，愿意同去，他选了3个人。等了3个月，竹内亮的团队终于出发前往武汉，他呐喊：“好久不见，武汉！”纪录片的名字因此而来。

团队里除了他，全是90后，大家都选择瞒著家人。纪录片火了以后，他们的家人才在朋友圈里知道了这件事。说起故事的选择标准，他选的是外国人也想知道的武汉故事。很多外国网友看完留言说：“谢谢你带我了解最真实的武汉。”中国网友也留言：“最具灵魂和血肉的一部纪录片。这种情况下，不带任何色彩地记录真实的情况，也就只有竹内先生能够做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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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竹内亮的自述：

今天的武汉让我想到当年的福岛，我出生于1978年，是一个住在南京的日本纪录片导演。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城内感染人数不断上升。真实的、虚假的消息杂糅著传到我的耳中：武汉每天都死好多人，武汉政府里挤满了感染者。全世界无数的媒体都将武汉和病毒联系在一起，这让我想到了日本的福岛。

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福岛县的核电站爆炸了。至此以后，福岛人去哪里都受到歧视，3年、5年，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还是有很多人不敢去福岛。解禁后的武汉，很多人不了解，也不敢去，但是我特别想去看真实的武汉，把真实的武汉传达给大家，传给全世界。

还原解封后最真实的武汉

我的纪录片风格自由、随意、随便、真实。为了不让自己带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前往武汉前，我什么资料都没有看。出行前唯一定下来的就两件事：一要拍摄外国人也感兴趣的故事，二要按照拍摄顺序来剪辑。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99%的外国人是不知道武汉的。现在即使知道了，也只关心4个点：华南海鲜市场，雷神山医院，死去的病人，拼死的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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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　做南京的上门女婿

我拍中日文化交融的故事已经10年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妻子赵萍。2004年，我在日本要拍一个关于麻将的纪录片，朋友就介绍我认识了赵萍，我对她一见钟情，主要还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刚知道我们交往，岳父母其实是很反对的，嫌弃我太过“耿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钢铁直男，上门从来不知道讨好他们。我为此还看了许多中国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离婚律师》《一主二仆》《虎妈猫爸》，婆媳剧看多了，中文都变好了。

2011年，我们从日本搬来了南京，创建了自媒体公司，赵萍也从老婆升级成了合伙人。我们俩天天从公司吵到家里。直到2018年底，我发现她将公司快破产的消息瞒了下来，背著父母和我，跟亲戚借钱。我才幡然醒悟：必须要谦让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我拍摄的每一期《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竹内亮的周更纪录片）都是对她的一封情书。

刚来南京的时候，我的日本朋友担心我在南京会被打，而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儿子在学校会不会被欺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在班级里吃香喝辣，就是成绩给我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二。

我最近在拍摄关于高考的纪录片，起因也是我儿子。我的教育方式是跟孩子商量著来，不去强迫他做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也会因为爱看电影逃学，梦想著做一名电影导演，后来进了专门学习电影的学校，现在倒是真的成为了一名导演。

儿子赵纯的发展却超出我的想像，他现在变得打也不行，骂也不行，送礼物也不行。女儿赵珉也有样学样，只爱体育，不爱学习，这让我头痛坏了。这次我跟拍高考，才发现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相当重视。因为没有提前很久打招呼，没有家长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怕打扰孩子学习，更别说接触考生。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考点，就在门口苦等几个小时，等孩子出来了，再帮他们拿书包，这是让我很迷茫的点。我想等我儿子和女儿高考的时候，我应该不会去送他们，毕竟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拍纪录片的导演也需要赚钱

《好久不见，武汉》是我时隔多年拍摄的唯一一部1小时纪录片，为了适应中国的短视频市场，我曾经放弃长片。这次剪辑成1小时，也是跟团队斗争了很久，最后大家都说，哪怕没人看，导演高兴就好。

在武汉的时候，拍了一大半后，一天晚上凌晨2点，我突然觉得肚子巨痛，“快死了一般”，在急诊等了2个小时才等到医生。当时我就对摄影师说：快拍，记录下我的人生的最后时刻。爆火可以说是一场意外，但却给了我一丝希望去拍摄更多长纪录片。没有赞助商，有观众对于纪录片这种形式的认可也是好的。

全世界的纪录片导演普遍是穷困潦倒，我不想去承认这个市场现象，我觉得应该要可以赚钱，一边赚钱一边拍高质量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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