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十八世纪无人不知的日耳曼人哲学之师
去了一趟哈勒（Halle an der Saale），一座位于德国东部的城市，历史非常悠久，虽然于现代已经不受注意，但在德国思想史中有无比的重要性。在那里我拜访了一个曾经知名、现在却鲜少为人提起的哲学家之故居：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我第一次听到沃尔夫这个名字，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同时批判了“那个知名的沃尔夫”（den berühmten Wolff）的独断论与休谟的怀疑论——康德的用语明示了，即使今天哲学界几乎不再提起沃尔夫，但在十八世纪时这是个无人不知的名字。虽然康德批判了沃尔夫，但在启蒙传统中，可以视沃尔夫为康德的前驱。如果说十八世纪时的德意志大地上有什么启蒙运动的重镇，那一定是哈勒，其后才是科尼斯堡，其原因就在沃尔夫这个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几乎以一人之力挑起启蒙大旗的思想者。
塑造德文的哲学语言，日耳曼人之师
沃尔夫出生于1679年的布雷斯劳（Breslau），在耶拿、莱比锡读数学与哲学，与当时普鲁士的学术首席莱布尼兹交好，两人不但对于理性主义的思想立场相近，也长年以通讯维持友谊及观念交流，沃尔夫故居即展示两人的拉丁文通讯稿。沃尔夫于1703年取得教授资格，并在莱比锡大学担任讲师，后来受莱布尼兹推荐，于1706年去了哈勒大学教数学与哲学。
在沃尔夫的身边很快地聚集了一群学者、学生，甚至有哲学社团成立，专门讨论他的思想。为什么他的学说这么吸引人？因为他在宗教力量强大的时刻，高举了人类理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极为现代的思想家，许多他的著作，都冠上这样的标题：《对于⋯⋯的理性思考》（Vernünftige Gedancken von…），从“理性”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本质与共同生活等伦理议题。在沃尔夫故居里，墙上就写着几乎让人以为是晚他一代的康德才会说的话：“人类在本性上，对知识渴求（Und der Mensch von Natur zu wissen begierig ist）”、“自己思考！自己观看！自己做主！自己判断！（Selbst denken! Selbst sehen! Selbst herrschen! Selbst urteilen!）”
此外，他也一反当时学界以拉丁文写作讨论的风气，大量以德语讲课并著述，许多我们今日惯用的德文哲学术语，都是他发展出来的，例如意识（Bewusstsein）、意义（Bedeutung）、想像（Vorstellung）、注意（Aufmerksamkeit）等等。德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弗里兹・毛特纳（Fritz Mautner）在《哲学辞典》（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的前言中，便赞美沃尔夫改写了拉丁学术语言，找出了明确的德文概念，使德语区读者能够避免误解哲学，认为沃尔夫不只影响了康德的语汇，也使哲学能够“明义”（verdeutlichen）以及“德意志化”（verdeutschten）。毛特纳写道，无论从语言的美学或者爱国主义的角度，给予沃尔夫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而称他为“日耳曼人之师”（Magister Germaniae）。
沃尔夫及其学派
这位日耳曼人之师，在哈勒大学开设的讲课吸引许多学生，而他的著作传遍德意志大地，维基百科便称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大学都有信服沃尔夫学说的学者，这些“沃尔夫主义者”（Wolffianer）形成了德国第一个思想学派。
这个学派高举理性价值、而非让信仰来决定实践哲学内涵，因而受到路德教派信徒的攻击。当时沃尔夫卷入了与虔敬主义（Pietismus）的论战，在学术史上被称为“哈勒论争”（Der „Hällische Streit“）。简单地说，这是信仰与理性两种不同立场的争执，虽然沃尔夫是受洗的基督徒，而他在《自述》（Selbstschilderung）一书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学术动机：他自幼起见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仇恨，每个教派都坚持自己才是对的，他便自问，是否可能清楚阐述神学里的真理，得出神学的明证，消除矛盾以平息纷争。但是沃尔夫切开了道德与宗教启示（Offenbahrung）的关系，也有意地引用中国儒家哲学，称基督教文化并非发展实践哲学、伦理价值的必要条件，使得虔诚主义者并不认为沃尔夫是要解决神学问题，而是在攻击宗教，最后于1723年告上普鲁士宫廷，称沃尔夫坚持的“哲学的自由”（die Freyheit zu philosophieren）是无神论。
沃尔夫最终在这场“哈勒论争”里被政治手段击败，菲特烈一世认定他确具“对宗教之敌意”（Religionsfeindlichkeit），除去他的教职，令他48小时内立刻离开哈勒。后来1727年普鲁士更颁布禁令，禁止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学说著作在普鲁士领土内出版发行，直到1735年普鲁士才认为沃尔夫的学说不再危险，取消了此禁令。这是当时普鲁士思想、讲学、著述自由受限的明证。
离开哈勒大学后，沃尔夫去了马堡大学，接下了该校第一个哲学教职，从1723年到1740年为止在马堡教授哲学及数学。当时他虽被赶出了普鲁士的国土，但因为其在早期启蒙思想的地位，被伦敦、圣彼得堡、巴黎等地科学院任命为院士，马堡的学术地位也被沃尔夫推动了一大步。1740年，立场相对开明的菲特烈二世取消了沃尔夫的驱逐令，召他回到哈勒大学，1741年起就任哈勒大学校长——这个曾经驱逐他的地方，最后却受他领导。学术的价值最终通过了信仰与政治的考验，而哈勒大学也成为当时极强调理性与自由思想的学术殿堂，沃尔夫故居里记录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哈勒大学学生会的一句话，可以读到当时的时代精神：“步入受钟爱的讲堂吧，那美好的缪斯神殿（Tritt auf geliebtes Hall, du schöner Musentempel）”。
沃尔夫与康德
1754年沃尔夫在哈勒逝世，那一年康德正满三十岁，结束了贵族家庭教师的工作进入哥尼斯堡大学读书，隔年提交教授资格论文、成为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讲师。他在批判哲学中力图破除沃尔夫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立场，可是我们也可以这么想像：1754年，刚刚踏入学界的年轻康德，从沃尔夫那里把启蒙的火把接了过来。一个巧合的例子正可以说明：十八世纪末康德写了《学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阐述哲学的地位，也论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他不只与沃尔夫一样强调哲学的自由，还肯定了法国大革命，因而向柏林申请印行许可无法通过审查，最后于1798年向哈勒大学申请获得通过。沃尔夫的大学，最终成为了康德的缪斯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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