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临床治疗混淆 疫情暴露公共卫生人才危机
公共卫生人才是社会恒常的需要，但其举足轻重的价值往往是在爆发公共卫生危机时才得以显现，而特区政府对公共卫生人才的重视，也在一次又一次“突发事故”后，又随着危机过去而逐渐消逝，很多人更对“公共卫生”的概念感到陌生，甚至与“临床医疗”混为一谈。所以，香港的公共卫生体系中，从来只培养以临床医疗为主的人才，而缺乏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专业管理兼备的“公共卫生人才”。
世界卫生组织（WHO）慢性疾病预防和控制顾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上月接受《中国科学报》访问时表示，在任重道远的抗疫之战中，公共卫生人才本应是能够“抓住疯牛鼻子的人”，但他们却只能够配合临床医学的命令做好疾病防控、甚或在实验室里做文章。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蓉西也指出，“临床医疗”与“公共卫生”的角色有天渊之别，前者面对的是个体，后者面对的是群体，而除了突如其来的流行性疾病外，慢性病、大众的营养、生活的环境、职业的影响等等，全都属于公共卫生的范畴。
可是，中国对“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一直不及“临床医疗”般重视。香港亦如是—理论上，公共卫生是透过组织社区资源，为公众提供疾病预防和促进健康的一门管理学科，除了临床医疗的领域，还包括预防疾病和公众教育，亦强调改善饮食营养、注重环境卫生、提高职业健康标准；但在香港，若把公共卫生体系分为预防、专科、医院三个层次，本应扮演系统“守门人”的基层医疗一直被忽视，而以治疗为主的临床医疗则背负着沉重负担。
这套“轻预防”而“重治疗”的公共卫生逻辑，更主导着医疗政策的厘订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当中包括公共卫生专业的人才培训。例如，目前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每年合共提供530个临床医科课程学额；然而，截至2019年之前，全港只有中大设有“公共卫生”的本科课程，而且名额仅25个，即使后来港大开设“环球卫生及发展”文理学士课程，也只增加20个名额而已；另外，中大的“公共卫生”硕士学程和浸会大学的“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学”学士学位课程，每年合共也只有几十人毕业—可见，公共卫生人才比临床医疗少得多。
问题是，公共卫生属管理专业，而临床医疗是医学专业，但香港的公共卫生政策，却大多由临床医疗出身的医学专家负责制订，例如1999年至2004年间出任卫生福利局（后合并成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再改组成食物及卫生局）局长的杨永强，本身是肠胃肝脏的专科医生，后来晋升为伊利沙伯医院顾问医生，再加入医院管理局出任执行总监；继任的周一岳则是骨科名医，先后出任伊利沙伯医院和玛丽医院的行政总监，再升任医管局港岛西联网总监；到后来的高永文，同样是以骨科作为医疗专业，及后加入医管局担任专业事务及人力资源总监；直至现任局长陈肇始，早年也是普通科及儿科护理培训出身，并自1980年担任注册护士，后来才负笈英美攻读曼彻斯特大学教育硕士和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主掌公共卫生政策制订和资源分配的人才，大多是“医而优则仕”—即在本身的临床医疗专业取得一定成就，并被提拔至主责公营医疗服务的医管局当中，在提供治疗服务同时亦接受行政管理培训，待资历丰厚再纳入管治团队—然而，这套想藉临床医疗、管理专业与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而打造公共卫生专才的大计，却是“两头唔到岸”，既令大量医疗专家疲于应付行政工作而未能做好本职，也令临床医疗人手流失。
为何与临床医疗混为一谈？
为什么会把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混为一谈？据说，是因为香港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医疗服务为主，而医疗服务体系又以非牟利的公营服务为主，所以，“公共卫生管理”也就变成了“医疗服务管理”，而且不能单纯按照市场标准来进行管理，其人才培训也不能依照一般的工商管理专业来培训，而是要以临床为核心，并以管理配合临床，且不可凌驾于临床之上。
医管局前护理行政经理、现任东华学院护理及医疗服务管理学教授冯玉娟解释，这种培养“临床主导的医疗管理人才”的方式，主要有两大路径，即培养临床医护人员和后勤行政人员，以期待他们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也具备应对不同行政问题的管理能力。例如医院内包括会计、采购、总务、人事、资讯系统等行政工作，本质上虽属管理工作，但为贯彻“管理服务于临床”的理念和要求，必须因应专业的临床意见而制订特殊的管理办法。而阻力最少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由临床医疗系统中提拔精英，再加以训练其管理能力，来统筹有关工作。
不过，东华学院前校长汪国成曾经指出，现职医护人员日常临床工作繁重，若要兼顾行政工作可能会影响服务，因此非常需要培训与医疗相关的管理人才来分担行政工作。事实上，在医护人手紧绌的情况下，不少资深的公立医院顾问医生均指出，每日身兼行政、教学及临床工作，更要开三至四个会，甚至要把文书工作带回家中处理，确实应接不暇。
冯玉娟认同汪国成的说法，认为各项行政工作如会计、采购皆是医务行政及管理人员之责，需与临床医护明确分工，才能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但同时，负责临床工作的医护，除了治疗之外，也可分担一定的管理角色，例如香港护士管理局对注册护士的核心才能要求当中，就包括管理及领导能力。冯玉娟形容，这两大路径所培养的人才分据两个圈层—以病人为中心，核心圈层是临床医护，为病人提供直接治疗；外围圈层则是后勤管理人员，负责治疗以外的其他医疗服务，并协助医护进行资深的管理工作—两者要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这套被特区政府视为“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人才培训，很依赖有年资的临床医护，一旦进入“青黄不接”的交替时期，问题便表露无遗。比较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俗称沙士）与当下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冯玉娟分析，后者目前在香港的扩散程度还不及前者，但医管局已面对人手安排不足、资源调配失当等等棘手问题，可能是受医护“换血”的影响：“当年的医护人员大部份都有多年临床经验，年资很高，在危机情况下的应对能力会比较强，而这批人员在近二十年间已大多退休。现在的医护是年轻化了，病房有三分之一是资历不足三年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们需要有领导力的人来管理，做决策，带领年轻团队，大家才能安心、稳住阵脚去冷静处理问题。”
可是，如果港府把临床医疗和公共卫生混为一谈的思维不变，无论再来多少次公共卫生危机，恐怕也很难找到有“领导力”、“决策力”的公共卫生管理人才来应对危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港府为应对所谓的“青黄不接”，自2015年推出“特别退休后重聘计划”，而截至2019年12月底，合共149医护人员包括65名医生，76名护士，8名专职医疗人员于退休后重聘为医管局服务；当局已于2019年优化重聘医护的薪金，今年更将改善其聘用年期。
无可否认，“重聘计划”的确可以纾缓医护人手，又让具丰富经验的前辈向年轻一辈传授知识，以实现从内部培养人才的良性生态循环。然而，除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被动培训人才之外，这套培训方式的最大弊病在于，当局并未重视公共卫生并不等同临床医疗的问题。
上文节录自第20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23日）《香港怎样培养公共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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