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议员外访．一】新加坡成外访首选　议员用公帑外访带回什么？

新加坡近年成为香港公职人员的热门外访地，不论议员、官员，都对“新加坡模式”趋之若鹜。有市民质疑议员“水过鸭背”，外访成效有限。议员到新加坡“取经”，是否给香港带来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还是为外访而外访？议员汲取新加坡经验提出的建议，有关部门又跟进了多少？在政策学习中，政府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区议员外访》系列报道之一）

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建议由2016年开始的第五届区议会为每名区议员增设上限一万元的外访津贴，涉及开支估计约470万元。目的是让区议员藉出访交流，汲取经验，提高地区行政质素。民政事务总署通过电邮回复表示，截至2019年2月底，各区区议会合共安排了24次外访，而有关开支超过200万元（下表）。根据民政总署提供的外访地点，至少有一半区议会选择访问新加坡，包括有北区、西贡、荃湾、九龙城及南区等区议会。议员“一窝蜂”外访新加坡，究竟学到什么？

增设万元津贴　过半区议会“朝圣”

旺角行人专用区去年被“杀街”，一度令街头表演备受关注。今年1月，油尖旺区议会出访新加坡时，也乘机“取经”。油尖旺区议员余德宝认为新加坡的街头表演者发牌机制绝对值得香港参考，他对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管理下的街头艺术、旅游文化发展印象深刻，觉得它们与阻街、噪音问题骚扰多年的旺角行人专用区形成鲜明对比。新加坡如何发展街头文化，亦成为这个外访团最热烈讨论的一个环节。

余德宝表示，这次考察之旅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将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有关街头表演者的发牌机制经验带回香港，“有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标准、合适的规管，街头表演其实也可以是好事。”

新加坡政府在1997年推出“街头表演计划”，目前有112个指定表演场地，包括公园、公共空间、唐人街等；表演者需领取牌照，牌照持有人在申请或续领牌照时，需选定五个指定表演场地，牌照有效期内可在规定时间于不同场地表演。余德宝引述，新加坡的指引手册包含申请手续、发牌资格、执法准则等资料，让表演者、执法者、公众全面而清晰知道街头表演机制的运作。

反观香港，余德宝批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街头表演缺乏有效规管，扰民的问题一直被忽视，最终导致2018年“杀街”，为旺角行人专用区十八年历史划上句号。他表示，与香港政府一刀切截然不同，新加坡的政策更具包容性，除了有过百个地点可供表演者选择外，新加坡政府更设有“伙伴计划”，帮表演者寻找合作商家，既有规管亦有培育文化发展的空间。

另外，当地所设的投诉机制也富有“人性”。余德宝解释：“街头表演者被投诉之后，政府会跟你聊，了解什么原因导致表演者那么大声，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第二次被投诉才发警告，屡劝不改才‘钉牌’！”

淡滨尼天地位于新加坡东部，是根据当地1.5万名居民反馈而建的新一代社区休闲生活中心，包括各类市政服务窗口、体育设施、社区图书馆、家庭医疗中心、美食中心和零售商店等服务设施。这个一体化社区设施其实类近本港的“市政大楼”，但黄伟杰认为香港可以再做得好一点。

黄伟杰解释，回归之初，时任特首董建华废除财政相对独立的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其职能由食物环境卫生署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取代，而两局时代留下的一百多项地区工程项目，则纳入政府工程，其中多为社区会堂、图书馆和休憩用地等。杀局二十年来，尽管地区对康文设施需求殷切，但不少工程仍是粗放式处理，市政大楼的建设日趋单一，民生配套设施未能跟上。发展类似新加坡的一体化社区设施，成为不少外访议员的共同愿景，但黄伟杰欣赏之余也存疑，因为淡滨尼天地面积如七个足球场，“在土地紧缺的情况下，这一新加坡模式是否还值得香港借鉴？”

尽管如此，该次新加坡外访经验确实启发了区议员对香港政府近年提倡的“一地多用”的思考和讨论，譬如多名荃湾区议员早前联署，要求区议会进一步探讨2016年关闭的荃湾裁判法院及毗邻用地的“一地多用”政策，希望为荃湾带来更多元化的社区设施。

另外，针对荃湾交通严重挤塞、泊车位供不应求等问题，去年5月运输署署长陈美宝在荃湾区议会上披露，计划在该区率先引入智能泊车系统，目标在两至三年内动工。荃湾区议会为此考察新加坡的“自动化停车场”，了解其整体运作、对周边交通环境的影响等，期望可向运输署提供相关意见。

同样是停车场，有议员考察“自动化”，亦有议员考察“地下化”。北区区议员姚铭考察完新加坡的“地下单车停车场”后表示：“佢哋连地下空间都唔放过！”

新加坡法律规定，市区内所有高层建筑都必须修建地下（或楼内）停车场，在满足住户需求的基础上，还要预留足够的访客车位。除了封闭式私人住宅小区的停车场外，所有公共建筑的地下停车场（或停车楼）全部对公众开放。

姚铭表示，一直向区议会倡议增加香港的地下停车场，虽然科技研发成本高，惟他坚持认为发展地下空间同样重要：“香港土地资源利用要合乎香港发展需要，不要一味只顾向上发展。”新加坡一行中，北区区议会考察范畴还包括河道绿化及活化、安老服务、长者友善设施、夜市、公共房屋与农业等。

被质疑浪费公帑 外访议员齐喊冤

各区区议会外访新加坡的行程不尽相同，上述议员访问星洲时，都会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行程、写游记，与市民分享交流经验，同时亦有市民留言：“唔好斋睇，要将技术带返香港！”

根据《区议会议员运用外访拨款守则》规定，区议员外访活动须与区议会工作有关，并须事先得到区议会批准。《守则》第24条规定，访问团应在活动完结后三个月内向区议会提交报告，内容包括访问目的、访问团成员、访问行程、主要的考察结果及观察所得等。有关报告应上载至区议会网页，供公众查阅。

换言之，区议会外访结束后根据所见所闻撰写成《外访报告》，成为评定考察成果的指标。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外访报告》仅公示于各自的区议会网站，区议会自行决定是否将报告递交至有关部门。

各区议会的新加坡《外访报告》，基本都包括区议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合照及议员感想，但甚少谈及具体政策在香港的可行性。其中不乏一些“流于表面”的认识，例如九龙城区议会在《外访报告》中写到：“为协助居民解决住屋需要，新加坡政府近年一直致力发展组屋，现时已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组屋，当中的百分之九十为自置物业。团员十分欣赏新加坡政府在公共房屋供应上作出的周详规划，能够满足市民对住屋的需求。”又例如，南区区议员在报告中指出：“新加坡运用资讯科技让市民可迅速反映意见并查阅工程情况，访问团成员相信，此举不但可加快改善社区，还可促进市民参与社区事务，一同建设美好家园。香港可考虑借鉴有关经验，提升服务效率和质素。”

西贡区议会在《外访报告》对比新加坡与香港，但缺乏具体措施：“像新加坡的克拉码头，在河岸两边有宽阁的行人路，游客可在岸边的露天茶座品尝特色美食，更有游览船让旅客乘船观赏沿岸景色，香港政府可参考克拉码头的设计以改善西贡海旁，把西贡海旁打造成一个更怡人和有活力的旅游热点。”

显然，根据现有机制，区议员外访对香港公共建设的得益，难以量化。议员基于香港的发展需要出访，参考外地成功之道以谋改善，对履行公职无疑确有裨益，亦是今届政府增设区议员外访津贴的初衷。问题是，目前该笔约470万元的公帑已耗过半，当局是否有机制确保区议会审批个别议员提出的外访确是职务所需、行程安排符合公益，事后亦能把参观所得经验应用于香港，而不会出现市民所担心的，议员用公帑外访只是水过鸭背、走马看花，甚至是藉公务之名去旅行？

对于浪费公帑的质疑，三位受访议员齐齐“喊冤枉”，他们的解释正如在油尖旺区议会《外访报告》的结语中所言：“新加坡有很多值得香港学习的地方，但经过与当地部门深入交流与探讨，团员们认识到香港和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和公民文化都不尽相同，所以在新加坡了解到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只可作参考……外访团发现新加坡政府各个部门都很注重长远策划及政策的可行性。 新加坡这方面值得香港借鉴。”

“新加坡好难学㗎！”余德宝表示，众人津津乐道的“组屋政策”背后是政府“家天下”的管治理念，很难应用于香港。同样表示“新加坡好难学”的黄伟杰坦言，新加坡政府的行政非常先进，诸如中央公积金制度、租屋规划，碍于香港的政治地位、公共政策等差异，很难照搬成套制度。但他认为，外访能拓宽区议员的视野，启发他们“想多一点、想大一点”。

除了议员了解到的组屋政策、水资源再生政策、街头表演者发牌制度等等，其实新加坡的人口政策、文化遗产、国际视野也值得香港借鉴。但实际上，港府在“新加坡模式”的探索上，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请继续阅读：【区议员外访．二】新加坡行动力强　港府照抄发展模式意义不大

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星洲“偷师”成风 议员带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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