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给《明报》与01　香港需要怎样的媒体

伦敦人早上起来，拿一份《泰晤士报》，边读，边吃早餐。四、五小时后，大西洋的另一边，纽约人捧著一份《纽约时报》细阅，由头条到社论，由社论到专栏。地球一转，来到香港。我们拿起《明报》，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天窗，还有一段又一段编按。没有开天窗的人，不少都在劝谏。陈景祥说，当《明报》失去公信力，肯定会死掉；戴耀廷写，当《明报》变成《大公报》，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文：YH

如果他们说得对，又如果“阴谋论”成立，即姜国元被炒与空降钟天祥一脉相承，是有人想整顿《明报》，那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情况。将《明报》变调，就会失去支持，结果变调来也没效用；不改《明报》，虽然继续有读者，但已非拥有者原意，他自然觉得做来也没意思。传媒与读者为何似乎不两立，难并存？

容许我们先看4月29日的〈01观察〉，才再回来尝试突破这个吊诡之处。

〈明报解雇风波的反思〉一文提到《明报》加东版，指出专栏作家有开天窗的言论自由，《明报》也有封天窗的新闻自由。这令我随即想到，两年多前《明报》空降钟天祥之际，翁昌文也提过一句“有哪一张报纸会让人自己骂自己报纸的”，又引述刘进图也想专栏作家暂时不要再骂《明报》。如果当年01已在，大概也会支持这说法，认为是新闻自由。

但新闻自由到底是什么？或许更准确来说，新闻自由为了甚么？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象，如果没有新闻或言论自由，有权或有钱的人不管是否有道理，声音都可以压过别人，甚至令人噤声。由此可见，新闻自由要守护的，其实是一个说理的社会。只要言之有物，他们就不应该失去话语权。不受压的记者如是，专栏作家亦如是。

所以当我们问是否封天窗的时候，重要的不是这份自由，也不是别人在骂自己，而是对方开天窗是否有理有节。当然，报纸是你的，大可以有理无理，都说自己有自由封。但这只会是沦为一场斗拳头大游戏，以武服人。

传媒就是一个公共空间，让社会对话，以理服人。一如哈伯玛斯所说，公共讨论能够转化我们的一己意愿（voluntas），成为人人都认同的理性之说（ratio）。所以吊诡其实可以突破，只要社会包括传媒老板，都珍惜传媒这个公共空间，用来与别人对话与互动，而非自说自话，互不理解。

一个有质素的城市，就应该有一个有质素的公共空间。看伦敦，看纽约，香港人或许心生羡慕，我们的媒体为何总是只在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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