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上庭无屏风 性侵受害者宁不出庭作供
法国100位女名人，包括老牌巨星嘉芙莲丹露（Catherine Deneuve），上周联署公开信指摘#Metoo运动，谓指控性侵的浪潮变质过火，有如猎巫。在香港，跨栏运动员吕丽瑶去年底的勇敢表白，也曾受到网络审判，被质疑她不报案是对前教练“未审先判”。受害人勇敢站出来反而受到批判，原来不是香港独有。在现代大都会，仍然有许多人落后保守，对性侵受害人冷漠、歧视和排斥；而在香港，执法和司法制度也是重重关卡，令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幸好，香港还有人在积极争取改变。
简单而言，性侵犯是指任何向他人作出与性相关、但违反对方意愿的行为，对方会因此感到恐惧、威胁甚至羞辱感，而这些行为在全球许多司法管辖区均属违法。香港较为常见的性侵形式为强奸及非礼，统计处过往三年数字，指出逾97%性暴力受害者为女性。在香港，性侵案有多严重？
据警方数字，2017年的性侵案有显著上升。在2017年首十个月，强奸案有56宗，较前年同期上升9.8%；非礼案916宗，上升9.2%，即是平均每日有三位女性受害。比较起来，去年同期全港所有罪案的数字，比2016年同期下降了6.5%，不少严重罪案如凶杀、伤人、劫案等，呈双位百分点的跌幅，唯独性侵案不降反升。
非政府组织接到性侵受害人的求助数字，也同样录得上升的状况。例如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辖下的性暴力危机中心“风雨兰”的统计及调查，指出该机构在2012/13至2015/16年四个年度，每年约接获220至250宗求助，2017年度则攀升至286宗。
向风雨兰求助的个案，超过九成会选择哑忍而不报警；换言之，警方发布的报案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向“风雨兰”求助的人，在义工扶持下，仍然会选择哑忍？从吕丽瑶勇敢表白、面向公众所遇到的攻击和压力，便可见一斑。究竟在香港，一众受害者是在怎样的文化下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本港的制度与法例，又能否让她们寻求正义？ 让我们看看月心的真实故事。
月心是化名。这位性侵受害人将她的伤痛，向记者浓缩成一句不足廿字的话：“九年前，我去朋友家，结果他性侵犯我。”那一天，她收到一个相识多年的异性朋友的电话，对方约她到他家饮酒谈心。月心不虞有诈，单独前往，结果遭受强暴。面对突如其来的侵害，月心一时反应不来，没有即时报警。她向记者解释：“因为我是上朋友屋企，他们会认为我是自己攞来的，我担心他们（执法人员）不相信我。”
警员录口供 语气像审犯
月心挣扎了两天后，鼓起勇气，致电“风雨兰”求助。“风雨兰”派出辅导员，陪同她走进警局。两男一女警员一见面便问她：“小姐，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令月心痛哭起来。两位男警员立即知趣退席，剩下女警及“风雨兰”辅导员在场问口供。岂知，这时才是对月心漫长折磨的开端。
月心惶恐不安地回答女警提问，讲述被性侵经过，可是，她立即遇到女警的质疑。月心忆述，女警问：“为什么那么容易让他除衣服？”“你肯定对方是强奸你？”连串质问、回答及反驳过程，叫她窒息。月心说，女警问话的语气不算太差，但那些问题的问法却令她觉得自己像犯人，被吓窒，令她“连问可不可以去洗手间，食饭都不敢，肚饿也不敢讲。其实当时警员也有问我，但自己就是不够胆。”
报案当天，月心在辅导员陪同下在黄昏五时许抵达警署，从那时至凌晨两点多，警员一直盘问录取口供。还不止此，她之后还一次再一次重返警署：“落口供落了三、四次，每次回到警局再受补问，每次被要求答案充实点、讲得深入点。”冗长又重复的程序教月心身心疲倦，不安和不满。
终于完成报案程序后，月心问警方：“出庭有没有屏风？”警员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是成年人来的，不需要，都申请不到。”在场的辅导员也帮忙提问，但警员坚称没有。那时，月心仍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加上警员决断的口吻，令她无可奈何。自此之后，虽然她仍未知道能否上庭指证强奸者，但上庭的情况已不断在她脑里预演：强奸者的面容、律师的提问、陌生人的目光、传媒绘影绘声的报道……漫长十个月的每一天，让她如坐针毡；她没有将遭遇告诉家人，内心的伤口继续淌血。
上庭无屏风 如同再受侵犯
十个月后，月心收到出庭通知。她向记者述说这段经历，对未能申请到屏风，仍然耿耿于怀：“那时没有其他门路，我可以向谁申请呢？”于是，在为期三日的审讯，月心需要在强奸者、法官、律师、法庭职员和公众席等众目睽睽下，巨细无遗地复述十个月前被强暴的经过，并接受辩方尖锐的盘问。她记得，退庭后迳直走到洗手间大哭了一场。更令她吃不消的，是离开法庭之际，竟然要与强奸者一起，在同一电梯离开。这一分钟的行程，对她非常漫长。整场审讯，月心感到形同再受侵犯。
幸好月心胜诉，对方强奸罪成判入狱五年。但事情并没有像她的预期和希望那样告一段落。强奸者两年后上诉，案件要发还重审。
这一次，月心立即向警方要求屏风，得到的回答却是：“你第一次上庭也没有屏风，今次也不会有啦！”有了上庭经验的她，这次懂得争取了：“我反驳他说，正正因为我上过庭，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屏风。”“风雨兰”协助月心写信向法官申请，但不知道警方是否有呈递法庭，要待到出庭那天才能知晓。这个状况，令月心充满焦虑的压力，最后她抵受不了，决定放弃出庭。放弃出庭的结果，对方被改判为非礼，刑期减为两年，立即当庭释放。
月心向记者解释不出庭的理由，是案件两年后重审，好多细节已淡忘：“而且好影响情绪，我波动得很紧要。加上没有屏风，是很辛苦的事，真的会给公众见到你，而且，又无特别通道，什么（保护）也没有……”最后，为了让他人不要重蹈自己覆辙，月心加入了“风雨兰”的幸存者权益关注小组，成为争取法庭使用屏风遮挡作为常规程序的代表之一，与律政司、律师、立法会议员等人会面，自2011年起，用第一人身份去解释屏风的重要性。
（待续）
性侵受害者如何面对繁复的司法程序？请留意：
上文节录自第9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月15日）《扭转人言可畏制度失误 为性侵受害人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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