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林郑有心 后生无梦 不是写给香港青年的青年政策
个个都说关心青年，难道个个都懂得关心青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年中访港，要求各界“关心青年”，特首林郑月娥自施政报告提出青年政策后，上月底更连推三招以示回应青年诉求；然而， 民间质疑当局只是重施港英时代的“行政吸纳政治”维稳术。究竟是政府制定青年政策思维出错，还是香港青年难服侍？而青年所面对的问题，究竟是他们有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今年2月3日，林郑月娥在会展举行参选特首的造势大会，当时她难得脱下旗袍，换上桃红色打底衬衣，再套上印有“同行WeConnect”的浅蓝色T恤，在年轻竞选团队成员簇拥下登场，承诺会与青年同行。
一个月后林郑发表竞选政纲，开出扩大青年参政议政的支票，强调会拉近与青年的距离。至10月中，林郑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青年政策，制订“三业三政”方针，以关注青年学业、就业及置业、鼓励青年议政、论政及参政。
相隔半个月，当局即相继推出三个聚焦青年发展的措施：（1）将中策组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高薪招聘年轻人参与政策研究及统筹跨局政策等工作；（2）于明年初把青年事务委员会改为“青年发展委员会”，加强政策统筹及跨部门协作，有效研究及讨论青年议题，另推出“委员自荐试行计划”，暂以五个委员会为试点，鼓励18至35岁青年加入咨询架构；（3）推出“青年共享空间计划”，与商界合作推出9万平方呎已活化的工厦和商厦单位，以低于市价租赁予青年人创业及文艺发展。
林郑月娥雷厉风行落实政纲，其诚固然可嘉，但坊间的“冷水”也值得当局反思以下三大问题，究竟鼓励青年走进热厨房，是有心聆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只为“找数”的门面功夫？
充权还是去权？
改组后的中策组将易名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职能包括为“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提供秘书处支援，统筹由行政长官和各司长选定的重要跨局政策，资助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公共政策研究，推动实证为本的政策研究，与本地及海内外学术界智库之间的政策讨论，提供更多机会给青年人直接参与制定公共政策。
外界普遍认为，政策办主要职能是为政府所拟定的政策提供研究背书，因为受聘的青年人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只限于政策研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没有话语权。就连青年民建联主席颜汶羽也指，中策组改组并不是用来吸纳青年意见，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与阶梯给对公共政策研究有兴趣的青年人去参与其中。
增强还是限制影响力？
现时政府委员会内青年占整体委员的比例仅得8.4%，新一届政府提倡青年委员比例升至不少于15%，以扩大青年人在各个咨询委员会中的声音，并对特定的政策拟订提出意见。然而，政府提出的试行五个委员会似乎与香港青年并不“贴身”，即并非对准林郑提出扶助青年的“三业”方针。
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及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关学联）于2016年的调查发现，最多青年关注的是房屋（置业）、教育（就学）及社会参与（参政）。不过，青年委员自荐试行计划首阶段的五个试行委员会，却分别是禁毒常务委员会、公民教育委员会、环境运动委员会、将于2018年上半年成立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以及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当中仅青年发展委员会算是回应民调提及的青年诉求，这难免让人怀疑今次计划名大于实，即名义上要吸纳年轻人声音，实际却分派他们到“不痛不痒”的咨询组织内，令青年议政只限于讨论层面，不能直接影响制定青年政策。
用人唯材还是唯亲？
林郑月娥虽然公开表示，政治立场并非当局招聘时的考虑因素。不过，青年与政府的鸿沟并非一时三刻可以拉近，立场偏黄的青年是否愿意加入政府，仍是未知之数。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上月底发表最新特首民望评分，发现愈年轻的受访者给予林郑月娥的评分愈低，18至29岁属青年组别的人士平均仅给林郑50.9分，当中66%反对她出任特首。当青年对政府愈不信任，自然愈是不愿意走进政府体制内，因为一旦加入便要跟随主旋律，难以明言反对政府施政。
据去年统计处的中期人口统计，香港总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约701万，当中18至35岁的人口约165万，占23.5%。今次林郑月娥所提倡在咨询委员会中最少15%的青年委员比例，而中策组所聘用的也不过是20至30位青年，名额显然不符人口比例。由于能走进政府的青年只是极少数，假如受聘者中又以亲政府背景人士为主，将会沦为政治酬庸“分猪肉”，也会令一众有意加入政府却无任何政治背景的青年却步，失去计划希望吸纳不同声音的原意。
首位推出具体青年政策的特首
翻查资料，港英时代已有不少与青年相关的政策，但在施政报告中真正以青年为核心的青年政策，林郑月娥是第一人。六七暴动后，“青年”首次走进施政视野，当时政府报告书把问题归咎年轻人，认为参与暴动的青年“缺乏适当的康乐活动”，但仅建议举办“新潮舞会”让年轻人发泄旺盛精力，并在各区设立青年中心，提供多姿多采的青年活动。
至1986年，中央青年事务委员会成立，并就应否推行青年政策进行研究及咨询，两年后公布《青年政策报告书》，建议港府制订包含青年发展原则的青年政策，但最后只以成立咨询组织青年事务委员会了事。
回归后的青年政策亦一直渗透于教育政策当中，至上届特首梁振英，虽然一直把青年政策挂在嘴边，但始终走不出前特首曾荫权的套路，仍以扶助青年就学就业为主，较为亮眼的是协助青年创业的青年发展基金及协助青年计划未来的生涯规划，但他处理以年轻人为主要参与者的雨伞运动时，却没有正面回应占领青年对改革政治体制的诉求，亦未有积极解决青年对政府施政的怨气。
世代差异促政策思维改变
“我们认为‘三业三政’反映政府在制定政策思维上的改变。”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儿童及青年服务）姚洁玲指，“过往我们看政府很努力去推出措施，部门各自各去处理自己份内事，有时却欠缺一个整体蓝图，究竟我们是希望如何去培育下一代？各个政策局的鸿沟是很难打破的。”
姚洁玲认为，改变是基于政府意识到青年对社会的诉求更多、对当局的要求亦更高：“这一代会有更多培育及见识世面的机会，教育令他们的思辨能力更高；与此同时他们眼见社会不公，会渴望发声。”昔日青年可能只求温饱，但年轻人与社会一直在进步，若要推动社会改变，政府有必要邀请年轻人一同想办法，而不是只要求他们接受政策，“以往亦有不少青年政策推出，但为何年轻人仍然有不满？或者是因为那些政策‘搔不着痒处’。”她不禁慨叹道。
问题与资源为本并行
中文大学生活质素研究中心今年8月公布最新的香港青年生活质素指数，显示青年整体生活质素是2013年以来最高，但28个分项指标当中，由青年在运动参与、社会服务和对政策之影响等方面的满意度，却录得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反映青年对自身发展渐趋不满。
姚洁玲指出，市民必然期望当自己遇到问题时，政府会出手帮忙解决，因此“三业三政”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与方向，原则上以“三政”解决“三业”问题。往届政府虽有提出针对青年的措施，但目标却是以管理青年为本，如集中处理吸毒或双失等问题，往往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有全盘解决青年问题。从事青年工作多年的姚洁玲回望过去政府针对青年的措施，感慨地说：“当青年对升学感到迷惘，不懂得如何决定将来的路时，政府便推出生涯规划；当年轻人自杀问题严重，政府便增加资源予学校提升辅导工作。”政府一直抱持家长式心态，解决青年问题永远停留于表面，而没有真正去理解青年的需要，即便投放多少亿元也只是药石乱投，这反映政府捉错用神，错判青年的需要。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于2012年出版的《Investing in Youth Policy》，总括了亚太地区的青年政策有两种：一种是“问题为本”，青年政策是针对青年的缺点而设，故政策多具惩罚性。另一种是“资源为本”，肯定青年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资产，政策以激发青年自身的潜能而设。
那么政府制定青年政策的思维，应该以“问题为本”还是“资源为本”呢？姚洁玲认为两者是没有排拒性，因为总有年轻人处于较弱势，难以自行解决困难，“当处理问题时，我们与其只单纯给予他们方法，或是邀请年轻人一同思考办法？为何不可邀请他们参与政策的厘定，措施的设计等，这可更加贴地去满足青年需要。”
政府诚意有待观察
综观今届政府的青年政策，均以赋予青年机会为定调，扬言为青年提供进入体制为港出谋献策的途径，但青年本是自主性较强、勇于发声的一群，他们早已将对现况的不满和未来的焦虑宣之于口，青年要的不是任官机会，而是向上流动的机会、看到前路的机会，单纯邀请他们加入政府，象征式地讨好青年，只是将问题简单化，未能解决根本问题。更甚的是，政府声称不论政见只谈能力，但单看政府近年表现，政府的包容力之低，从取消议会参选人中可见一斑，在代议政治下政府连不同立场的青年也不能容纳，难免让人质疑政府开出的是空头支票，无意真正将他们纳入体制之内，此举反映政府政策贯彻行政吸纳政治作风，只是把对象换成青年。
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与青年同行”，洋洋洒洒写出2,500字阐述她对青年人的期盼及青年政策，可见她有心修补与青年族群的关系。她今次提出的三项举措，显然是希望扭转过往流于口号式的青年政策目标，转化为实质的政策，不过最终能否如她在施政报告中所言，与青年人同行、拥抱希望和分享快乐，则仍然有待观察。
上文刊载于第85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1月6日），相关文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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