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两地的兄弟　电影如何联系加沙和西岸？

双胞胎若分开太久，兴趣和性格难免会愈走愈远，西岸和加沙就是这样的一对兄弟：长期隔着一大片以色列领土，发展出各自文化和身份认同，加上分头管治，两者隔阂日深。有评论认为，故事、诗歌、音乐和电影不但可以保存巴人的历史和集体记忆，亦提醒巴人：无论身处西岸还是加沙，他们都带着共同的民族创伤，而这创伤令散落两地的巴勒斯坦人再次凝聚起来。

“我们没有很深的民族情感和团结意识，小时候我甚至以为加沙是埃及的一部分。”Mohammed al Hajran生于约旦河西岸耶利哥城（Jericho），长大后娶了来自加沙的妻子Kawkab，并定居当地。可是，加沙面对长年封锁，经济前景黯淡，al Hajran为了养妻活儿，不得不只身回到西岸打工。

尽管西岸和加沙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由一方到达彼方，难度好比飞往别的国家。al Hajran说：“由于我持有西岸身份证，以色列人不准许我回到加沙。最终我要先出境，再经约旦和埃及回家，这是个多么的侮辱！”

由加沙前往西岸的车程只需三小时，但al Hajran却花了整整三天横跨两个国家，才能回到妻儿身边。al Hajran必须留在西岸工作，唯有将家人的户籍迁到西岸，才能一家团聚。多年争取后，以色列当局终于批准Kawkab的迁户籍申请，但先决条件是她必须亲自前往位于西岸的以色列民政局办理手续。问题出现了：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拒绝向Kawkab发出签证，令她无法前往西岸转户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完全没有公义可言。这个情况要持续多久？”al Hajran既愤怒又无奈。

　加沙陷电力危机　阿巴斯是黑手

分隔西岸和加沙的还有文化、身份认同和政治倾向。正如巴勒斯坦时事评论员Nashat al-Aqtash所言：“ 以色列的政策从来不是为了联系加沙和西岸，而是刻意塑造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除了通过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以隔绝两地的联系外，以色列在加沙保留了埃及的医疗和教育制度，西岸则跟随约旦那一套。“久而久之，加沙跟埃及同化了，西岸的人则比较像约旦人，他们各自发展出一套身份认同。”巴勒斯坦纳贾赫国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Abdul Sattar Kassem说。

撇除以色列从中作梗，巴勒斯坦的政治斗争同样加深两地裂痕。掌控西岸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法塔赫，与控制加沙的哈马斯长期斗过你死我活。为了迫使哈马斯交出加沙控制权，法塔赫今年3月向加沙的公务员减薪及停止发放花红；以色列传媒4月时更披露，法塔赫要求以方对加沙截电，以惩戒哈马斯。加沙人因此上街，抗议巴勒斯坦政府。每天只有三、四小时有电力供应的加沙，陷入史上最严竣的电力及燃料危机，乐施会形容，加沙现况比2014年与以色列开战时更坏，食水及卫生设施尤其短缺。

法塔赫的铁腕政策，加上哈马斯“金主”卡塔尔在断交风波后遭遇困境，哈马斯最终屈服，表示愿意将加沙管治权交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求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终止对加沙人民的惩罚措施。阿巴斯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表示乐见加沙与西岸合二为一。不过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歧见能否一笔勾销，尚有待观察，毕竟双方过去十年曾举行多次和谈，却仍无功而还。

对没有国家的人来说，民族团结尤其重要，无奈巴勒斯坦成了一盘散沙。加沙和西岸之间要如何修补关系，实在令人头痛，土地的分隔令这问题难上加难。敢于挑战哈马斯的加沙人权记者Asma al-Ghu认为，故事、诗歌、音乐和电影不但可以保存巴人的历史和集体记忆，亦提醒巴人：无论身处西岸还是加沙，他们都带着共同的民族创伤，而这创伤令散落两地的巴勒斯坦人再次凝聚起来。

巴勒斯坦文化部亦有意借着推广艺术，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文化部长Ihab Bseiso接受al-Ghu访问时表示：“众所周知，以色列的占领政策就是要抹去巴勒斯坦人的文化身份、淡化历史和文化意识。作为知识份子和文化机构，我们有责任抗衡，包括支持所有能够反映巴勒斯坦文化、历史和影响力的文化项目和艺术创作。”他又称，巴勒斯坦的土地不幸遭受割裂，但当局仍会全力支持加沙发展文化艺术，因为没了加沙，巴勒斯坦文化亦难以完整。

加沙给以色列和埃及封锁十年，经济委靡不振、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医疗服务欠奉、人民生活条件恶劣，偏偏还要搞艺术，谈身份认同，似乎有点不切实际。不过，巴人的确惧怕被人遗忘。巴裔美籍编剧Najla Said的舞台剧《巴勒斯坦》有这一句独白：“在那两个小时内（与加沙居民共晋晚餐），我没有听到一句带有希望的说话，只有愤怒。有句话他们不断重复地说着：موت بطيء，即慢性死亡。他们说：‘我们被遗忘了，请不要忘记我们。’”

Najla是后殖民理论始祖萨伊德（Edward Said）的女儿，她十多岁时第一次跟随父母返回家乡加沙，那里的每一寸泥地、每一道隔离墙、每一张愁眉深锁的脸孔都令她无比震撼，甚至为自己身处幸福的国度而感到内疚。Najla把感受写成舞台剧，就是为了替这些没有国家、同时在主流媒体上被消失、被噤声的人，夺回一点话语权。

▼巴勒斯坦裔美籍编剧Najla Said演绎独白剧《巴勒斯坦》，分享在故乡加沙的所见所闻。

　用电影重塑巴人身份

就像《十年》，不少巴勒斯坦电影人一直尝试用光影承载巴勒斯坦的故事、记忆和身份，令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不至给外界完全边缘化和遗忘。当中不少电影题材都与以巴局势有关，如Hany Abu-Assad的《命运在翻墙》（Omar），以小人物的悲剧折射以巴冲突的大背景。故事讲述热爱自由的西岸青年Omar，被一道道高耸的隔离墙，分隔开他和女友所属的社区。Omar不肯向军权低头，每天攀过围墙，避过擦身而过的子弹，走到围墙的另一边与女友见面。长年累月的压迫终于令Omar怨气爆发，他与两名好友加入了反以军地下组织，并策划暗杀以色列军人。《命》并非一套纯粹反以色列的电影，而是希望扭转外界“巴勒斯坦人即是恐怖份子”的偏见，让观众从巴人的视角出发，代入他们的处境。该片更获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成功借着登上国际舞台，为巴勒斯坦扫除外界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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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Assad另一套扬名国际的电影《立见天国》（Paradise Now）同样围绕着以巴冲突。该片讲述两名做人肉炸弹的年轻人，在人生最后48小时的心路历程。电影深刻描绘巴人所受的各种压迫，在迫于无奈下作“最后抗争”。其中一人最后临阵退缩，另一名主角因为父亲曾经通敌，由小到大受尽歧视，最终躯使他在特拉维夫的巴士上引爆炸弹。该片迫使观众反思自杀式袭击背后的故事，这些看来丧失理智的“恐怖份子”，其实也有感受，也有尊严，说到底也只是一个血肉之躯。

除了巴勒斯坦电影人一直顽强地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存在，一些文化机构如A. M. Qattan基金会和萨伊德国立音乐学院致力举办艺术交流活动、音乐比赛等，期望拉近西岸和加沙之间的距离。虽然以军依旧处处刁难，如阻止取得签证的加沙学生前往西岸参加比赛，迫使学生以视像会议形式参赛，但他们至少能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属于巴人的文化活动，对长年缺乏交流的西岸和加沙人来说，意义非轻。

哈马斯交还加沙的管治权，令两地统治上归于统一，加沙人的生活可望得到改善，但长远来说，这是否等同两地和解，还是仍旧分裂，且看法塔赫的领导，也看巴人是否愿意为此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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